苏轼与高俅 篇一
苏轼与高俅:文人与权臣的交锋
苏轼和高俅,一个是文坛巨子,一个是朝廷权臣,他们之间的交锋可谓是文化与权力的较量。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他的才华横溢、作品卓越,深受后世人们的推崇。而高俅,则是北宋朝廷中的重要人物,曾担任宰相之职,权力巨大。两人身份的悬殊,导致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与冲突。
苏轼生性豪放,他的文学作品开创了新的风格,以其真挚的情感、自由的个性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而著称。他的作品《赤壁赋》、《水调歌头》等被誉为千古绝唱,流传至今。然而,由于他的直言不讳、不拘一格的性格,常常与朝廷权臣高俅发生冲突。
高俅是北宋朝廷中的重臣,他在政治上拥有巨大的权力,且善于运用手中的权势来打压异己。苏轼的文学才华和他的言论触及了高俅的利益,使得高俅对苏轼产生了敌意。高俅曾多次以各种借口对苏轼进行打压,使得苏轼多次被贬谪。即使在苏轼贬谪期间,高俅还不断派人监视和侮辱他,使得苏轼备受屈辱与痛苦。
然而,苏轼并没有屈服于高俅的压力,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文学理念和价值观,并以自己的才华和勇气向高俅进行反击。苏轼在他的诗词中经常暗示高俅的丑恶嘴脸,讽刺他的权谋和虚伪,使得高俅备感尴尬和愤怒。苏轼的作品《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谩笑北朝鲜,乱弹琵琶扇”就是对高俅的嘲讽。这种反抗精神使得苏轼在文坛上更受人们的喜爱,同时也让高俅感到无力和困惑。
然而,苏轼与高俅的冲突并未有一个明确的结局。尽管苏轼多次被贬谪,但他的文学才华和影响力仍然无法被高俅所消弭。苏轼的作品流传至今,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而高俅的名字则逐渐被人们遗忘。这也许可以被看作是苏轼最终战胜高俅的一种方式。
在历史长河中,苏轼与高俅的冲突成为了一个典型的文化与权力的较量。苏轼的才华和个性,以及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了更深远的影响力。而高俅的权力虽然曾经强大,但他的手段和目的却是狭隘和短视的。因此,苏轼与高俅之间的冲突也成为了人们思考文化与权力关系的一个重要案例。
苏轼与高俅 篇三
《水浒传》第二回讲述太尉高俅的发迹史,说他原本是开封府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在临淮州住了几年后,经人介绍,来到京城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士家,董将士不想留他,于是转荐他到小苏学士处
,小苏学士只留高俅在府中住了一夜,便又把他介绍给了驸马都尉王晋卿,此后结识了当时为太子的宋徽宗,由于踢得一脚好球,平步青云,做了太尉。读者诸君大概不清楚这位小苏学士究竟是何人,怎么能有这么大的面子,把一个卑微小吏推荐给当朝驸马爷。原来这位小苏学士是《水浒》的作者笔下之误,应该是鼎鼎大名的大苏学士,就是人人熟知的东坡居士苏轼。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对高俅的发迹言之较详,我们再结合其他相关资料,知道高俅原本是苏东坡府中的小吏,苏学士见高俅的文章颇具风采,故而很欣赏他。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自翰林院出任中山府(今河北省定州市)知府,便将他举荐给翰林学士承旨曾布,曾布府中属僚本已不少,所以没有接纳,苏轼又将高俅转而荐于驸马都尉王晋卿。高俅在王府中一住就是七年,直到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才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端王。事有凑巧,一个月后,哲宗驾崩,端王即皇帝位为徽宗,高俅受到徽宗的不次迁拜,数年后官至节度使,渐升为枢密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父高敦复升为节度使,兄高伸也借着高俅的势焰,位居显臣之列,其子弟皆为郎官,一门荣耀至极。
再说苏轼由于朝廷内部党争,屡屡遭贬,元祐八年(1093年),宣仁皇太后崩,哲宗亲政。身为旧党人物的苏轼知道自己的政见为新政所不容,很识趣地自请外补为中山知府。不到一年,政局变得越来越坏,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朝臣弹劾他在担任翰林学士时所作的制词中有讥谤先朝之语,被贬为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市)知州,还没到任,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于惠州。这个所谓的节度副使,不过是皇帝给大臣留的一点面子,实际上他已是被监视居住的犯人了。这还不算,没过多久,他被再贬为琼州(今海南省琼山县)别驾,居住在昌化军(今海南省儋县西南),过着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的艰难生活,直到徽宗即位(1101年),才遇赦北归,不久死于常州。可以说,高俅飞黄腾达之日,正是苏轼遭遇灭顶之灾之时。此后二人之间尚有何联系呢?《挥麈后录》说:高俅始终对苏轼感恩戴德,念念不忘苏学士奖拔之情,每当苏轼的子孙亲友来京师时,高俅都要亲自抚问,赠以金银财物,以周济其贫。由此看来,苏轼把高俅荐给王晋卿,并非是由于厌恶他轻薄浮浪,恰恰是出于对他才干的欣赏。苏轼一生磊落豪侠,对人从不设防。宋人高文虎《蓼花洲闲录》说: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子由(其弟苏辙,人称小苏学士)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人世间的事往往就是这样富于戏剧性,苏轼和高俅在政治上见解相左,在人生取向上也大相径庭,可以说完全不是同道之人,然而当苏门子弟贫不能存的时候,恰恰是高俅反过来救了他们的命,使苏轼子侄得以在南宋重振家风,这或许正得益于苏轼一生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对谁都以诚相待,才使得政敌也为他的宽阔襟怀所感动。
这里顺便再交待一下高俅的晚年。靖康初,高俅护送徽宗南逃,到了临淮突然发病,不得不返回京城。当时大奸臣童贯、梁师成等人都由于民愤极大而被朝廷诛杀,蔡京被流放。惟独高俅免于此祸,后来病死于家中。这大概是由于他这一生对得起苏学士,阎王老子没有让他做刀下之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