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制度经济学 篇一
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与原理
制度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制度对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影响的学科。经济制度是指一套规范和组织结构，用于调节经济活动中的各种行为。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不仅受到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的影响，还受到制度环境的制约。
在制度经济学中，制度被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层面。正式制度是指由政府和法律制定的规则和制度，如财产权、契约法等。非正式制度是指社会共识、习俗和道德规范等，它们对经济行为也有重要的影响。
制度经济学强调，经济行为是在制度约束下进行的，因此，制度设计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良好的制度能够提供稳定的法律环境和市场秩序，激励个体创新和创业，促进资源配置的效率。相反，不完善的制度可能导致市场失灵、资源浪费和不公平现象。
制度经济学还研究制度变迁的机制和影响。制度变迁是指社会经济制度从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的演变过程。制度变迁可以是渐进的，也可以是突变的。制度变迁的原因包括内外部环境的改变、技术进步、社会需求的变化等。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它可以改变市场结构、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增长模式。
在制度经济学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制度厚度。制度厚度是指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的程度。制度厚度越高，经济行为的预测性和稳定性越强，经济发展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越小。
总之，制度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制度对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影响的学科。通过研究制度的内涵、分类和变迁机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分析经济现象，并为制度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和政策指导。
制度经济学 篇二
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应用
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始于1978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制度经济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制度经济学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导。制度经济学强调，市场经济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支持，否则市场机制可能失灵。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面临着许多制度障碍，如财产权不完善、契约法规不健全等。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改革的理论基础，帮助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其次，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提供了许多国际经验和成功案例，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例如，制度经济学研究表明，保护财产权和契约权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中，政府加强了对财产权和契约权利的保护，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最后，制度经济学还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评估和监测的工具。制度经济学研究可以帮助政府评估市场经济改革的效果和风险，及时调整政策和措施。例如，制度经济学研究可以通过分析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制度厚度的变化，评估市场经济改革的进展和风险，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
总之，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为中国政府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导，为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同时也为政府提供了评估和监测的工具。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制度经济学 篇三
制度经济学
制度指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始于科斯 (Ronald Coase)《企业之性质》，科斯的贡献在于的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引入了经济学的分析中并指出企业和市场在经济交往中的不同作用。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等人对于这门新兴学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近30年，新制度经济学是蓬勃发展的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蔚为壮观的体系中，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支。一般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可分为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由亚当·斯密发端，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形成了古典经济学体系(Classical Economics)。在20世纪以后，主流经济学又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制度经济学[1]形成了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为基本理论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Newclassical Economics)。尽管主流经济学枝繁叶茂，备受青睐，但非主流经济学一直在努力抗争，不断创新，仍获得相当的发展空间。非主流经济学流派很多，制度经济学就是其中的一个流派。制度经济学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它的理论思想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它的研究方法所具有的独特性质。
从方法论上讲，制度经济学的最初起源可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以F·李斯特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历史学派反对英国古典学派运用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方法，而主张运用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方法，强调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以T·凡勃伦、J·R·康芒斯、W·C·米切尔等为代表，形成了制度经济学派别。尽管制度学派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内部观点统一的经济学派别。但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都重视对非市场因素的分析，诸如制度因素、法律因素、历史因素、社会和伦理因素等，其中尤以制度因素为甚，强调这些非市场因素是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因素。因此，他们以制度作为视角，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一研究方法论的核心在于，不是以任何客观的指标来衡量经济活动，而是立足于个人之间的互动来理解经济活动。因此，以制度为视角研究经济问题，首先要求确立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起点，而不是以人与物的关系作为起点。在他们看来，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是活生生的、不确定的人，因而无法以一个确定的、总量的标准，对整个经济活动作出安排。正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所说：研究视角的改变推动了诸如产业组织、劳动经济学、经济史、产权分析和比较体制等领域中实证和理论研究的结合——这种结合是有用的.，并带来了制度主义的复兴。这是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
尽管制度学派是以反对主流经济学为旗帜的，但它强调立足于个人之间的互动来理解经济活动，首先确立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起点，反对以一个确定的、总量的标准对整个经济活动作出安排的研究思路，却可以追溯到主流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理论。我们知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这一不朽著作，开创了现代经济学的先河;同时，亚当还发表了著作《道德情操论》。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分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和不确定性，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取决于人的情感，而不同的情感又源于人的不同想象。由此他提出，维系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佳经济运行方式是市场，因为市场没有违逆人与人之
从研究方法论上讲，制度经济学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二者一脉相承。因为，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在方法论上，都反对主流经济学所使用的抽象演绎法，反对19世纪7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的数量分析方法。他们强调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方法，认为只有把对制度的分析或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分析放在主要位置上，才能阐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弊端，也才能弄清楚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趋向。他们反对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抽象的“经济人”的组合，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动看成是“自然的”规律起作用的结果。他们认为，个人首先是一种“社会人”和“组织人”，而不是“经济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等社会性的需要。因为人所做出的选择，并不仅仅以他的内在效用函数为基础，而且还建立在他个人的社会经验、不断的学习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赖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所以，应当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与环境的关系方面，从制度结构、组织模式方面，从文化和社会规模等方面去考察人的经济行为。如果只是单独考察个人的动机来发现经济规律，那将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做法。因此，制度经济学采取历史归纳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强调每一个民族或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或发展起来的，而主流经济学所阐明的规律性并无普遍意义。
制度学派在美国产生伊始，就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局限性为己任，强调有必要进行改良，调整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关系，并预言美国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在于社会改良。因此，制度学派从它产生之日起，就被看作是一个以异端形式出现的经济学派别，其代表人凡勃伦和康芒斯等，更因著述批评当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处于正统地位的马歇尔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非是完美无缺的，而被看成是“离经叛道者”。这是早期制度经济学十分显著的理论特色。
20世纪60年代，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又以历史分析的方法，探讨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加尔布雷思，此外还有包尔丁、海尔布罗纳、华尔德等。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基本特点是，采用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方法，说明社会经济现实及其发展趋向，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与矛盾，提出要从结构方面进行改革的设想或方案。这一时期的制度学派在研究方法上取得的成就显得尤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