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新自由制度主义价值论的影响 篇一
新自由制度主义价值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学领域兴起并影响深远的一种理论思想。它强调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并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和管制，让市场自由发挥作用。这种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新自由制度主义价值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强调市场机制的高效性和资源配置的优势，认为市场能够自动调节供求关系，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指导下，许多国家进行了市场化改革，逐步放开了经济体制，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和技术，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例如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
其次，新自由制度主义价值论对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产生了重要影响。传统上，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干预和管制来保护市场秩序和公共利益。然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市场的自发性和自我纠错能力，认为政府的干预容易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市场失灵。因此，新自由制度主义主张减少政府的干预，将更多的决策权交给市场和私营部门。这种观点对政府的职能和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引发了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转变。
第三，新自由制度主义价值论对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传统上，政府通过福利政策和财富再分配来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然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市场经济的自由性和效率性，认为政府的干预容易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市场失灵。因此，新自由制度主义主张减少政府的干预，将更多的决策权交给市场和私营部门。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在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作用，引发了有关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的争议。
综上所述，新自由制度主义价值论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重新定位了政府的角色，并对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这种理论思想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争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新自由制度主义价值论的影响 篇三
关于新自由制度主义价值论的影响
新自由制度主义价值论的不足导致多边贸易体制偏离了社会正义，使得多边贸易自由化陷入困境。为您编辑了“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区域国际经济组织法浅谈”
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区域国际经济组织法浅谈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关系十分紧密，其是国际关系法制化的结果。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对国际经济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其价值论的不足导致多边贸易体制偏离了社会正义，使得多边贸易自由化陷入困境。与之对应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推动了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法的发展。
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新自由制度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应全球形势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他们合着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的世界政治》一书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巅峰之作。相互依赖、国际机制、全球主义等构成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
新自由制度主义摒弃了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冲突这样一种理念，更加倡导国与国之间或组织与组织之间通过一种默契的行为使双方之间或多方之间达成一种双赢或共赢的利益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当中，国与国之间只有趋利避害，才能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达成一致，使参与其中的行为体在无政府状态这样一个国际大环境中，将这场博弈达成一种“非零和”（Nor-Zero-Sum）的结局，从而使其在博弈中达到最优。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保证国际合作的有效机制是国际制度，因为国际制度可以通过加大或减少国际之间的交易成本和提供可靠的信息、调整博弈效用结构、加强互信行为、加强对未来的重视，使行为体相互期望值趋同，达到促成国际合作的目的。①与新现实主义不同的是，新自由制度主义更强调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认为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至少同等重要，而且经济利益显然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②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各国为促进生产力发展而制定符合世界市场统一趋势的国际经济规则便成为欲求之目标，拆除各种不利于经济自由化的法律壁垒成为晚近国际经济规则谈判的主要内容。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一揽子协议是二战以来国际经济自由化立法的最重大成就。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在对国家行为的分析中，把道德因素排除在外，国际合作不需要依靠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品德、共同目标、中立标准，或是共享深嵌在文化中的价值意识。这样一来，新自由制度主义在价值观上的缺失，对国际经济法律自由化偏离“社会正义”的倾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即现有立法倾向是对发达国家有力的形式的“程序正义”，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紧迫需要的“社会正义”。其表现在不顾南北方经济实力的差距，不切实际地要求南方国家加快自由化步伐，而对自由化可能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严重考虑不周。③
首先，从世界贸易组织达成的协议上看，乌拉圭回合产生的服务、农产品、知识产权等捆绑协议都要求发展中国家改变自身的国内经济政策以适应自由化发展需要，这对许多发展中国家非常不利。其次，WTO协议中包含了一些关于给予发展中成员及最不发达成员有关差别和优惠待遇的规定。但实践中，这些特殊和优惠往往被大打折扣。第三，从WTO的决策程序看，发展中国家也存在被边缘化倾向。WTO在进行决策时，遵循的是“协商一致”的原则，在无法达成一致时，采用投票制，每个成员国拥有一票。协商一致和一国一票制相比，似乎更为民主，但在实践中，由于一些非常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都不在场，对WTO而言，沉默就意味着同意，所以发展中国家很难得到真正的公平。④另外，WTO的争端解决程序复杂，使发展中国家在启动或辩护上存在很大困难。况且，争端解决机制最终效力来源于成员方的报复能力，而发展中国家实施报复的能力很小，很难利用争端解决机制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毋庸置疑，多边贸易体制坚持的形式正义，没有考虑或很大程度上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悬殊的事实，把发展中国家置于严重不利地位，发展中国家从多边贸易中得到的收益只占世界总收益的很小一部分，出现了穷国愈穷、富国愈富的情况。因此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各成员方动力不足，成为多哈谈判失败的关键。在多边自由贸易进展缓慢、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受阻的情况下，许多国家开始寻找新的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有效途径，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各个成员的首选，而且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向纵深发展。WTO规定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主要为货物贸易自由化，包括降低或取消区内关税、消除非关税障碍等，以及与货物贸易自由化相关的贸易投资便利化。然而，目前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逐步超越了这一范围，除了货物自由贸易外，还包括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与贸易的便利化与产业合作等内容。
第一，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具有新的发展特征。其一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主体突破了国家的限制。传统上，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主体是一定地理区域的国家，即主权国家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唯一主体。随着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发展，出现了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成为主体的情形，比如APEC的成员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近年来，伴随着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一个主权国家内的不同关税区亦成为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主体。如CEPA，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同属于一个主权国家，但在WTO框架内，又属于不同的关税区；其二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打破了地理上相连的特性。早期的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主要在毗邻或地理距离较近的国家间组成，但晚近成立的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大多打破了地理上的相连性，表现出跨地区、跨洲际的特征。如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美国—以色列自由贸易区等均打破了地理上相连性；其三是双边一体化组织成为新的亮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拥有易于达成、灵活多样、运作机制高效、涉及内容既广且深，较少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相邻等方面的限制等无可比拟的诸多优势，成为许多国家区域一体化战略的首选，现有的大多数FTA都是两国间或一个国家与一个经济联合组织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美国近年来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有20个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FTA均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呈现出双边化发展趋势；其四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交叉重叠。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边界清晰、成员关系单一，一般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是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立的一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则互相交叉重叠，一个国家或地区参加多个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或者大的区域组织包容次区域组织，相互关系错综复杂。
第二，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机构设置渐趋弱化。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为了保证本组织职能的常设性和稳定性，都设有一套常设机构，有具体的运行机制。传统上，按照每个机构所承担的职能来讲，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机构一般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模式设置的，主要包括权力机构、执行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或准司法机构。但由于晚近达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多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其具有运作机制高效的特点，无需按照“三权分立”的模式设置组织机构。大多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采用强化自由贸易规则、弱化组织机构的方式来推动区域贸易组织的运行。各自由贸易协定的法律规则十分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对于庞大的组织机构的需求就不是十分强烈。
目前，大多数双边自由贸易区均设立类似于自由贸易区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作为自贸区的最高机构。其主要职能是：负责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及执行情况进行审议，考虑任何关于修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其附件的建议，并监督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进一步实施；负责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执行有关的事项，并考虑任何可能影响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实施的其他问题；在必要时建立增设委员会及特别工作组，并向任一委员会或工作组就相关事宜征询意见。但在自由贸易委员会之下，并没有建立常设的执行机构和行政机构，只是就具体事项设立相应的委员会或工作组，如货物贸易委员会、服务贸易委员会以及投资委
此外，从新近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还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并没有建立常设性的争端解决机构，只是在自由贸易协定中规定争端解决机制，以完备的争端解决机制代替常设性争端解决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