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鹿奶粉事件看媒体生存的艰难 篇一
在当代社会,媒体作为信息传递的重要渠道,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然而,媒体的生存环境却十分艰难,而三鹿奶粉事件的发生更是揭示了媒体生存的困境。
首先,三鹿奶粉事件暴露了媒体监管的不完善。在事件发生初期,媒体报道中存在大量的虚假信息,导致公众对事件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媒体监管机制的缺失。媒体应该承担起监督的责任,提供真实、客观、准确的信息,但在现实中,一些媒体机构为了吸引眼球和追求利益,往往会放弃道德底线,制造假新闻,给公众带来巨大的误导。这不仅破坏了媒体的公信力,也让公众对媒体产生了质疑,进而对媒体报道持怀疑态度。
其次,三鹿奶粉事件凸显了商业利益对媒体报道的影响。在事件曝光后,一些媒体机构出于商业利益考虑,选择了回避或者淡化对事件的报道。这些媒体机构往往与奶粉企业存在着利益关系,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声誉,不愿意对企业进行过多的批评和曝光。这导致了事件的真相无法被及时披露,公众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媒体作为公众利益的守护者,应该摆脱商业利益的束缚,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将公众的权益放在首位。
最后,三鹿奶粉事件揭示了媒体受到政治干预的困境。在事件发生后,一些政府官员试图通过政治手段控制媒体的报道,封锁信息,掩盖真相。这种政治干预不仅削弱了媒体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也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媒体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第四权力机构,应该坚守自己的职责和原则,不受外界干扰,为公众提供真实、客观的信息。
综上所述,三鹿奶粉事件的发生揭示了媒体生存的艰难。媒体监管不完善、商业利益影响和政治干预等问题,都严重削弱了媒体的公信力和社会责任感。媒体应该清醒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并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才能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并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三鹿奶粉事件看媒体生存的艰难 篇二
媒体作为信息传递的重要渠道,在当代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媒体的生存环境却日益艰难,三鹿奶粉事件给媒体生存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首先,三鹿奶粉事件暴露了媒体报道的局限性。在事件发生初期,媒体报道中存在大量的错误和不准确的信息,导致公众对事件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媒体的报道往往受限于时间、空间和资源等因素,无法对事件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和报道。此外,一些媒体机构为了吸引眼球和追求利益,往往会夸大事实,制造轰动效应,导致报道失去客观性和准确性。这种情况不仅破坏了媒体的公信力,也使得公众对媒体报道产生了怀疑和不信任。
其次,三鹿奶粉事件凸显了信息传递的多元化。在事件曝光后,公众通过互联网等渠道获取了大量的信息,形成了多元化的舆论声音。相比于传统媒体,互联网具有信息传递快速、互动性强等特点,使得公众在获取信息的同时也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多元化的信息传递形式,对传统媒体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媒体需要积极适应这种变化,提供更加深入、客观的报道,增加与公众的互动,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
最后,三鹿奶粉事件揭示了媒体监管的重要性。在事件发生后,一些媒体机构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存在报道不实、夸大事实等问题。这不仅伤害了公众的知情权,也使得媒体的公信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媒体监管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对于维护媒体的形象和社会责任感至关重要。政府应该加强对媒体的监管,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体系,保障媒体的报道准确性和客观性。
综上所述,三鹿奶粉事件给媒体生存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媒体应该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加强自律,提高报道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同时,政府也应该加强对媒体的监管,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体系,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只有这样,媒体才能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三鹿奶粉事件看媒体生存的艰难 篇三
今天看了指名道姓首次揭露中国奶粉黑幕的“英雄”简光洲博客中的一句话,他说,“我不是说我有多高尚,我只是想说出一个事实。在这个社会,面对着各种诱惑与风险,要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也并不容易。”
而对于部分媒体可能收到三鹿的“封口费”,简光洲不愿指责这些同行,因为他认为外界无法理解中国媒体生存的艰难,在生存有问题的时候,良心价值几何?
在山西“9·8”尾矿库溃坝特大事故发生当天,当地市、县对外发布的消息称“因暴雨发生的泥石流”,而事实是,事发当天和前几天,当地根本没有下暴雨。当日上报和对外发布的伤亡情况是:“截止10时,救出1人送往医院、死亡1人”。走访当地群众,却无一认同此说;而最后公布的伤亡数字,却令人膛目结舌。
10月6日,国务院组成了山西娄烦尖山铁矿“8·1”特别重大排土场垮塌事故调查组,对这起当初被披露为仅“造成11人死亡的山体滑坡事故”进行调查,以彻查事故中有没有瞒报谎报的行为。这起事故之所以出现了从“自然灾害”变为“重大责任事故”如此巨大的逆转,源自于《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在其博客上发表了举报信《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一封信》。9月17日,温家宝总理和国务委员马凯对此事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对“9·8”特别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进行核查。
除了极个别的记者勇于挑起道义的责任外,我们很多媒体尤其是当地媒体在事故发生之时以及之后都忽然集体失声,这不能不说令人匪夷所思。而当我看到简光洲那隐晦的话语时,却不得不同情记者的生存处境。在所有的重特大
事故当中,不是记者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不是记者不想对新闻敏感事件进行报道,更不是记者没有那份道义与责任,而是我们的主管部门没有赋予记者这份权力,中国的媒体在官商勾结与层级之间心照不宣的“组织性”欺骗中求举步维艰,因为提起利益天平的总是掌握在拥有权利的那只手中,所以地方媒体总是层级之间界限分明,每个层级都担当了某个局部利益的“传声筒”。为什么孙春龙不能成为媒体英雄,那只是因为他站在比简光洲更高层次的利益与位置上,代表了更高层次的声音,而勿庸置疑,简光洲确实要承担起更大的心理压力,而不仅如此,还有与简光洲处于同一条战壕中的媒体,更是英雄!其实,让真相坦白不仅仅只是依靠技术层面的进步,最主要的还是整个社会要营造一个风正气清的环境,社会的发展进步如果单靠科技发展的步伐,而弃置人文本身的修养与造化,那么整个社会的养生环境将慢慢会侵蚀与蜕变,当真相揭露之时,我们很多媒体都在津津乐道先进的技术如博客与论坛担当了“行侠仗义”责任的同时,却并没有使整个社会的欺骗性有所减弱,譬如,《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和特约撰稿人王晓发表的《娄烦:被拖延的真相》,文章发表后,被很多网站转载,但所有转载文章的网页都打不开了,而三鹿奶粉事件也有很多人认为百度利用技术对事件真相进行了掩饰。事件最后真相大白即使网络多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归根结底还是领导的重视,否则,一切的披露手段如果没有最后的那个“重视”,还是会落到空处。
所以,我们显然要提供媒体良好的生存环境,这是乃以治国的重要手段;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痛下决心,让那些不把“人民”两个字放在眼里的贪官污吏,害子害孙的利令商人,杀无赦,还社会一个公道正派,琅琅清风!这就是“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