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论宏观投资效率测度的指标与方法 篇一
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投资一直被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对于宏观投资效率的测度和评估却一直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难题。本文将探讨宏观投资效率测度的指标与方法，以期提供一种更科学和准确的评估宏观投资效率的方法。
宏观投资效率是指在给定的投资额度下，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效果。因此，宏观投资效率的测度需要考虑多个因素，包括投资额度、投资结构、投资回报率等。为了更全面地评估宏观投资效率，我们可以采用以下指标和方法。
首先，投资额度是评估宏观投资效率的重要指标之一。投资额度可以简单地表示为总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较高的投资额度意味着更多的资源被用于投资，从而提高了经济增长的潜力。然而，投资额度过高可能会导致资源过度配置和浪费，从而降低了宏观投资效率。因此，我们需要综合考虑投资额度和其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
其次，投资结构也是评估宏观投资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投资结构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不同领域或行业的投资分配比例。合理的投资结构能够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改善宏观投资效率。例如，如果一个国家过度依赖于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可能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经济不稳定。因此，我们需要关注投资结构的合理性，并寻求优化投资结构的方法。
此外，投资回报率也是评估宏观投资效率的重要指标之一。投资回报率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意味着投资获得的收益更多，从而提高了宏观投资效率。然而，投资回报率并不是唯一的评估指标，还需要结合其他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例如，高投资回报率可能伴随着高风险和不稳定性，从而降低了宏观投资效率。
综上所述，评估宏观投资效率需要考虑投资额度、投资结构和投资回报率等多个因素。通过综合考量这些因素，可以更全面地评估宏观投资效率的水平和改进方向。然而，宏观投资效率的测度依然面临着一些挑战和争议，例如如何界定投资效率的标准和如何处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等。因此，未来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些问题，以提供更科学和准确的宏观投资效率测度方法。
论宏观投资效率测度的指标与方法 篇二
在宏观经济领域，评估投资效率是重要的经济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的决策依据之一。本文将探讨宏观投资效率测度的指标与方法，并介绍一种新的评估方法，以期提供更准确和实用的宏观投资效率测度手段。
传统的宏观投资效率测度主要侧重于投资回报率和投资额度等指标。然而，这些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投资效率的真实水平。因此，我们需要引入更全面和准确的指标来评估宏观投资效率。
首先，我们可以考虑引入投资效率指数作为评估宏观投资效率的指标之一。投资效率指数可以通过将投资回报率与投资额度进行比较来计算。较高的投资效率指数意味着单位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果更好，从而提高了宏观投资效率。通过引入投资效率指数，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评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宏观投资效率水平。
其次，我们可以考虑引入投资结构调整系数作为评估宏观投资效率的指标之一。投资结构调整系数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调整投资结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果。合理的投资结构调整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改善宏观投资效率。通过引入投资结构调整系数，我们可以更全面地评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宏观投资效率水平，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最后，我们可以考虑引入动态宏观投资效率指标作为评估宏观投资效率的方法之一。动态宏观投资效率指标可以通过考虑投资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来评估宏观投资效率。较高的动态宏观投资效率意味着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果更持久和稳定，从而提高了宏观投资效率。通过引入动态宏观投资效率指标，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评估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
综上所述，评估宏观投资效率需要综合考虑投资效率指数、投资结构调整系数和动态宏观投资效率指标等多个因素。通过引入这些指标和方法，可以更准确地评估宏观投资效率的水平和改进方向。然而，宏观投资效率的测度仍然存在一些挑战和争议，例如如何处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和如何应对不确定性等。因此，未来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些问题，以提供更科学和实用的宏观投资效率测度方法。
论宏观投资效率测度的指标与方法 篇三
论宏观投资效率测度的指标与方法
摘要：转轨经济条件下，宏观投资效率测度的指标与方法需要重新考虑。在考察计划经济条件下宏观投资效率评价的指标体系，建议延用投资效果系数与投资弹性系数，并通过对西方经济学中投资效率理论及方法的梳理与评价，引发读者思考，希望可以共同探讨转轨经济条件下科学地测度宏观投资效率的指标与方法。 关键词：投资；宏观投资效率；指标；方法
由于资源约束，仅仅依靠投资数量的扩大不足以保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投资效率的提高才是关键。但在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中，人们对如何测度与判断宏观投资效率至今没有统一的看法。因此，笔者对宏观投资效率的测度指标、方法与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希望能够澄清转轨经济条件下，我国宏观投资效率研究的思路。
一、统筹协调经济建设规模和国力
国内外关于宏观投资效率的论述散见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中，这些文献所使用的判断投资效率的指标不尽相同，自成体系。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投资主体是企业，总投资的数量、结构与投资方式是众多企业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博弈结果，系统研究“宏观投资效率”的文献并不多见(樊彦潇，2005)。
过去，我国在以固定资产项目投资管理为核心的投资体制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投资效率评价方法体系。这些评价方法与指标有些适用于目前我国宏观投资效率评价，有些则不适用。
上表中所列后两行的指标由于反映的是项目建设期的投资效率，没有反映项目投产后运营期的效益如何，因此无法据此判断宏观投资效率。试想项目建设过程中投资活动是优质高效的，但项目运营两年后由于市场需求变化，产品滞销，那么，从后两行指标数据显示的信息就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后两行的数据一定是漂亮的，而宏观投资效果系数则表现相反。
二、统筹协调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发展
(一)投资效果系数
投资效果系数是指一定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额与引起这一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它从资金投入与产出比率上较全面地反映投资活动的最终效益。因此，在投资规模一定的情况下，投资效果系数一般是越大越好。武献华(1994)的研究表明，1956—1984年间，我国的投资效果系数波动较大，处于-1.44～1.02之间，均值为0.51。黄毓哲(2004)的研究则表明，1996—2002年间，我国投资效果系数处在19.65%～28.10%之间，且呈下降趋势。当然，这一观察结果伴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因此，简单根据1956—1988年间的投资效果系数大于1996—2002年间的投资效果系数比较就判断后一时期的投资效率存在问题是不科学的。因为投资活动本身具有乘数效应，即使是无法投入使用的“豆腐渣”，也会在固定资产投资当期促进GDP的增长。另外，前一时间段处在计划经济时期，固定资产投资涵盖所有投资行为，而后一时间段，我国处于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固定资产投资只是广义投资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不具有可比性。
(二)投资弹性系数
投资弹性系数是国民收入对投资变动敏感程度的衡量指标，是当年投资增长速度与当年GDP增长速度之比。投资弹性系数越高，说明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大，投资的效率越高。我国近年来投资弹性系数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下表数据显示我国投资弹性系数1999年后逐年下降，说明国民收入对投资变动的敏感性在下降，而相关数据表明，这一时期，我国的投资规模在不断扩大，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正在发挥效用。投资弹性系数可以从一定角度反映宏观投资效率，但与投资效果系数一样，有一定的局限性与适用范围。首先应注意该指标所指投资的含义仅限固定资产投资；其次是GDP是否可以充分代表投资的成果。人们渐已达成共识的是GDP虽然可以用来衡量经济数量的增长，却无法衡量增长的质量。经济增长必然会遇到资源承载条件的约束。因此，采用绿色GDP即剔除环境污染成本的GDP指标来测度宏观投资效率才更为客观。
三、统筹协调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
由于衡量宏观投资效率的指标具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因此，致力于投资效率研究的学者发挥了聪明才智，利用可获得的数据资源，试图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已有研究成果，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之下探索宏观投资效率测度方法，视角不同，各有特点。
(一)动态效率的视角
动态效率问题是新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研究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的动态效率，是在长期均衡增长路径上考察的，其最简单的判别准则是所谓的黄金法则——根据索洛模型，当一个经济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存量(K*GR)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使得在该水平上的边际生产率[f＇(K*GR)]恰好等于人口增长率(n)、劳动生产率增长率(g)和资本折旧率(δ)之和时，即：
f＇(K*GR)=n g δ
经济处于最优均衡增长路径上。此时，单位有效劳动的消费最大，满足f＇(K*GR)=n g δ条件的K*GR称为黄金率资本存量。由于f＇(K*GR)-δ是实际报酬率，它的直观度量是真实利率，n g等于经济增长率。据此，一般可以把真实利率与经济增长率相比较来判断经济的动态效率，即当真实利率大于、小于和等于经济增长率时，经济分别处于动态有效、无效和最佳状态。袁志刚(2003)运用多种方法测度(包括上述的黄金法则判别法)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少在大多数年份，中国的实际经济运行处于动态无效区域，表现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在一个动态无效的经济中，资源配置就不是帕累托最优，人们可能通过减少资本存量(投资)，增加消费来提高福利水平。
(二)资本边际收益率的视角
张军(2003)认为，尽管投资活动无法全额形成资本，但资本形成无疑全部来源于投资活动，即投资数据与资本数据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因此，投资相对于产出增长的关系可以通过对资本相对于产出增长的关系观察得到。资本相对于产出增长的速度表现为资本的边际效率或者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观察资本生产率变动情况的方法之一就是观察“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依据索洛(Solow，1957)发展出来的关于增长核算学的一个简单分解方法，在不变的规模报酬、外生的技术进步和竞争市场的假设下，产出的增长率可以分解成：
gy=αgl (1-α)gk e
其中，gy、gl和gk分别是产出、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率。α是劳动的产出弹性，e为索洛残差，或者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它可以反映或者捕捉技术或动态效率的变化。经过变换可以得到“资本—产出比率”增长率的表达式：
g(K/Y)=αg(K/L)-g(TFP)
其中，L代表劳动，K代表资本，Y代表产出(GDP)。此式表明，在新古典生产理论的假设条件下，“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是资本-劳动比率(即人均资本)的变动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率之间的“净效应”的结果。如果资本-劳动比率或要素的密度保持不变，那么，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全部转化为资本—产出比率的下降。由于资本—产出比率的倒数就是资本的生产率，所以，只要要素的密度不变，资本的生产率变动等价于技术进步或者效率的改善。
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常常用“边际资本产出率比率”(ICOR)来衡量，而且边际资本-产出比率是一个更容易计算的指标。因为根据定义，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是资本存量的边际产量(dY/dK)，即产出的增量与资本存量变动的比率。因为资本存量(K)的变动等于投资流量(I)，因此在总量上，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又可以用GDP的增量与投资的比率(dGDP/I)来表示。显然，边际资本产出比率(ICOR)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dGDP/I)的倒数：ICOR=I/dGDP
通过以上定义过程可以看出ICOR与
(三)资本配置效率的视角
根据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当且仅当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生产率的时候，资源配置才最有效。资本配置效率的评判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观察近年来我国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的方差是否下降，代表性的研究如龚六堂、谢丹阳(2004)。另一种方法是观察资本流向是否由低成长部门流出，向高成长部门流入，代表性的研究如Wurgler(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