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论从《与元九书》看白居易儒家文学观 篇一
白居易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的文学作品以纯正的儒家思想为基础，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与元九书》是白居易的一封书信，通过对这封书信的分析，可以看出白居易的儒家文学观。
首先，《与元九书》中展现了白居易对家庭和社会的关怀。在书信中，白居易询问元九的家庭情况，并关心他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安排。这表明白居易注重家庭和社会的和谐，强调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儒家文学观认为，个体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个体能够在家庭和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才能实现真正的幸福。
其次，《与元九书》中反映了白居易对道德的关注。在书信中，白居易劝诫元九要遵守道德规范，不要追求物质财富或权力地位，要以诚实、正直和仁爱的品质来对待他人。这体现了白居易对儒家伦理观念的尊重和坚持。儒家文学观认为，道德是文学的核心，只有在道德的指导下，文学作品才能真正传达出人性的真善美。
最后，《与元九书》中展现了白居易对自然界的热爱和赞美。在书信中，白居易写道：“三月春光，草木苏醒，和风拂面，花香四溢。”他通过对自然景观的描写，表达了对自然之美的赞美和感慨。儒家文学观认为，自然界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和感悟，可以认识和理解天地万物的道理，从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综上所述，《与元九书》从家庭与社会的关怀、道德的关注和自然界的热爱与赞美等方面展现了白居易的儒家文学观。白居易的作品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他通过文学作品传递儒家思想，弘扬儒家伦理观念，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也使得《与元九书》成为了研究白居易儒家文学观的重要文献之一。
论从《与元九书》看白居易儒家文学观 篇二
白居易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的文学作品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与元九书》是白居易的一封书信，通过对这封书信的分析，可以看出白居易的儒家文学观。
首先，《与元九书》中展现了白居易对家庭和社会的重视。在书信中，白居易关心元九的家庭情况，并询问他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安排。这表明白居易注重家庭和社会的和谐，强调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儒家文学观认为，个体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个体能够在家庭和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才能实现真正的幸福。
其次，《与元九书》中反映了白居易对道德的重视。在书信中，白居易劝诫元九要遵守道德规范，不要追求物质财富或权力地位，要以诚实、正直和仁爱的品质来对待他人。这体现了白居易对儒家伦理观念的尊重和坚持。儒家文学观认为，道德是文学的核心，只有在道德的指导下，文学作品才能真正传达出人性的真善美。
最后，《与元九书》中展现了白居易对自然界的热爱和赞美。在书信中，白居易写道：“三月春光，草木苏醒，和风拂面，花香四溢。”他通过对自然景观的描写，表达了对自然之美的赞美和感慨。儒家文学观认为，自然界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和感悟，可以认识和理解天地万物的道理，从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综上所述，《与元九书》从家庭与社会的关怀、道德的重视和自然界的热爱与赞美等方面展现了白居易的儒家文学观。白居易的作品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他通过文学作品传递儒家思想，弘扬儒家伦理观念，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也使得《与元九书》成为了研究白居易儒家文学观的重要文献之一。
论从《与元九书》看白居易儒家文学观 篇三
论从《与元九书》看白居易儒家文学观
【论文关键词】与元九书；白居易；观
【论文摘要】白居易是唐中叶著名诗人，他以提倡“新乐府”并掀起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而名噪一声，为后世诗歌的创作树立起一种典范。“新乐府”是对传统乐府诗歌的扬弃，继承了乐府诗中对的关注，同时使这个特点成为新乐府的核心。白居易的诗论与其诗歌创作紧密相联，充分地表现了其儒家文学理论观。他认为，诗歌的作用是补察时政，泄导人情，除此而外，评价诗歌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是儒家的思想核心——“六义”，文章试图通过《与元与书》来简要论述白居易的儒家文学理论观。
白居易是唐中叶最重要的一位诗人，可以说，杜甫之后，在实用主义（或曰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中是一面旗帜。白居易以他的“新乐府”而在唐中期诗坛名噪一时。“乐府诗”本是古已有之的，汉代尤其兴盛，后来曹操诸人借古题写时事，再变为杜甫的“因事立题”，到白居易，将其加以改造，并名之曰“新乐府”。这里所谓的“新”与传统乐府诗相比是有区别的：一是用新题；二是
儒家的文学观是以为代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孔子的文学观作一表述。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其它的一切理论和学说最终都是为此服务的，有人将此过程表述为由“礼”进至“义”，进而至“仁”。这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尚用，即为其道统服务而重实用。对此，孔子在谈到《诗经》的时候曾经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这是强调诗的实际功用。“实用主义”这个概念是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用以表述儒家文学理论特征的，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的白居易事实上也确实属于这一派，“是基于文学是达到、社会、，或目的的手段这种概念”。我们将从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的代表《与元九书》来看其中所表现出的儒家实用主义文学理论观。
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白居易诗论的思想基础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出自《孟子·尽心上》，通过个人品德的完善，最终能够达到“兼济天下”的最高目标。这是每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这也白居易行事的思想基础。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与元九书》）
白居易从小家贫，但“苦节读书”，“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作为一个下层知识分子，他对民间的疾苦是深有体会的，又因为他有“独善”和“兼济”的人格理想，这促使他能够站在下层人民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并渴望能够改善人民的贫苦。所以，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这种人格理想无疑是贯穿始终的。
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诗歌的作用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从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宝也。
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哀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刓矣。
这几段话道出了诗歌的本质：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诗歌是融合情感、、声韵、意义的整体，它产生的源泉是内心的情感，借助语言和声韵，将这种情感表达出来——这就是义。所以，诗歌是内心情感的外在表现。白居易的这个观点其实前代的儒家理论早有表现，是“诗言志”和“美刺”传统的继承和沿续。
《尚书·尧典》云：“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段话包括了两个意思，一是被朱自清称为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的“诗言志”。即诗歌是表现作者内心的思想感情的。与此相关的是诗的教育作用。因为诗是言志的，那么“言志的诗必须具有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和对人进行道德规范的力量。”或者说只有情感才能影响情感，故而诗歌的'创作会有政治和社会的作用。
《诗经》中也有很多表现诗歌作用的表述：“墓门有梅，有鸮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陈风·墓门》）“家父作诵，以究王訩，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小雅·节南山》）“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大雅·民劳》）“民之未戾，职盗为寇。凉曰不可，覆背善詈。虽曰匪予，既作尔歌。”（《大雅·桑柔》无论这些诗句出于什么目的，是“诵”也好，是“讯”也好，还是“歌”也好，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与生活相关，而不是空穴来风，即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紧密相关，“其基本假定是：诗应该关怀政治情形。”
但是，白居易诗歌的更为直接的来源则是《毛诗大序》，在《与元九书》中，多次引用了《毛诗大序》中的观点和理论。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
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这两个方面是交互的过程。通过采诗官将这些表现内心情感的诗歌传达给上层，“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是补察时政；最终达到“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策林》六十九）的和乐局面，这是泄导人情。也就是白居易所说的“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
基于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白居易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并且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中，他也是这样作的。“仆……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詠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