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读《元典章》校《元史》 篇一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对于研究元代制度和政治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有很多，其中《元史》是一部极具价值的史书。然而，《元史》在编纂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对于一些历史事件的记载不够准确，这就需要借助其他史料进行校勘。而《元典章》就是一部对《元史》的校勘著作，它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元代历史和政治制度有着重要的作用。
《元典章》是元代末年著名的历史学家杨时所著，全书分为三卷，主要对《元史》进行了校勘和补充。在校勘方面，杨时通过对比其他史料，对《元史》中的一些错误进行了纠正。同时，他还根据一些新发现的史料，对一些历史事件进行了补充和修订，使得《元史》的记载更加准确和完整。在内容方面，《元典章》主要涉及元代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对于我们了解元代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有很大的帮助。
阅读《元典章》校《元史》，我深深感受到杨时的严谨和精确。他在校勘过程中，不仅仅是对照其他史料进行对比，还根据自己对元代历史的深入研究，对《元史》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解释。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见解，对于我们认识元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通过阅读《元典章》校《元史》，我对元代的政治制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其政治制度具有独特的特点。元代的政治制度是以蒙古族为主导，以汉族为基础的多民族国家制度。通过《元典章》的校勘，我了解到元代的政治制度是以中央政府为核心，分设行省、道府、州县等地方行政机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行政体系。同时，元代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确保了中央政权的稳定。
除了政治制度，元代的法律制度也是我阅读《元典章》校《元史》时的关注点之一。元代的法律制度是以元世祖忽必烈颁布的《大元皇统万国制度》为基础的。通过《元典章》的校勘，我了解到元代的法律制度是以蒙古的部落法和汉族的习惯法为基础，采取了一些创新的措施，如设立了特殊的法官来审理蒙汉案件，以保证司法公正。此外，元代还对于军事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使得军队的组织和战斗力得到了提升。
综上所述，《元典章》对于校勘《元史》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阅读《元典章》，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元代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军事制度。同时，杨时通过对《元史》的校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见解，对于我们认识元代历史和政治文化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作为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史书，我们应该认真研读《元典章》，以更好地了解元代的历史和文化。
读《元典章》校《元史》 篇二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元朝的建立和统治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对于元代的研究相对较少，学界对于元代的认识还有待深入。《元史》作为元代历史的重要史书，对于我们了解元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有着重要的帮助。而《元典章》作为对《元史》的校勘著作，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元代历史和政治制度有着重要的作用。
《元典章》是元代末年著名的历史学家杨时所著，全书共分为三卷，主要对《元史》进行了校勘和补充。在校勘方面，杨时通过对比其他史料，对《元史》中的一些错误进行了纠正。同时，他还根据一些新发现的史料，对一些历史事件进行了补充和修订，使得《元史》的记载更加准确和完整。在内容方面，《元典章》主要涉及元代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对于我们了解元代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有很大的帮助。
阅读《元典章》校《元史》，我深深感受到杨时的严谨和精确。他在校勘过程中，不仅仅是对照其他史料进行对比，还根据自己对元代历史的深入研究，对《元史》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解释。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见解，对于我们认识元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通过阅读《元典章》校《元史》，我对元代的政治制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元代的政治制度是以蒙古族为主导，以汉族为基础的多民族国家制度。通过《元典章》的校勘，我了解到元代的政治制度是以中央政府为核心，分设行省、道府、州县等地方行政机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行政体系。同时，元代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确保了中央政权的稳定。
除了政治制度，元代的法律制度也是我阅读《元典章》校《元史》时的关注点之一。元代的法律制度是以元世祖忽必烈颁布的《大元皇统万国制度》为基础的。通过《元典章》的校勘，我了解到元代的法律制度是以蒙古的部落法和汉族的习惯法为基础，采取了一些创新的措施，如设立了特殊的法官来审理蒙汉案件，以保证司法公正。此外，元代还对于军事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使得军队的组织和战斗力得到了提升。
综上所述，《元典章》对于校勘《元史》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阅读《元典章》，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元代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军事制度。同时，杨时通过对《元史》的校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见解，对于我们认识元代历史和政治文化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作为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史书，我们应该认真研读《元典章》，以更好地了解元代的历史和文化。
读《元典章》校《元史》 篇三
读《元典章》校《元史》
引者按：原文如此，据文义及上文当作二）等，周亲减三等，亦依上例不刺不配，免追倍赃。其卑幼于尊长家强盗，以凡人论。’以此参详，如准所言相应。”都省准拟，咨请依上施行。元末沈仲纬《刑统赋疏》的“通例”部分也收录了这件文书，文句小有脱落[9]。按《元典章》所谓“周亲”，亦即《元史》中的“期亲”（周、期同义），指服丧一年的齐衰之亲。这条讲的是对别居亲属之间盗窃行为的处罚（同居者共财，无所谓盗）。据《元典章》文义，这类犯罪行为可分四种：一，尊长于卑幼家窃盗；二，尊长于卑幼家强盗；三，卑幼于尊长家窃盗；四，卑幼于尊长家强盗。一、二、三种犯罪，均根据亲属服制关系远近，分别比照凡人同类犯罪减刑一至三等。第四种情况，因为是卑幼强盗，出于保护尊长的角度，不再减刑，即以凡人犯罪论处。相反第二种情况是尊长强盗，仍然减刑。这是唐律以来中国古代法典“以礼入律”的表现之一。《元史》笼统说“强盗者准凡盗论”，并不确切，前面应当加上“卑幼于尊长家”的修饰语。另外校点本《元史》在标点这一段时，将“别居尊长于卑幼家窃盗”与“若强盗”断开，后者紧接“及卑幼于尊长家行窃盗”，也是错误的。“若强盗”的主语同样是“别居尊长”，故应紧接前句，而与后句断开。“若”在这里是并列连词，并非“如果”之义。
《唐律疏议》卷二○《贼盗·盗缌麻小功财物》：“诸盗缌麻、小功亲财物者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二等，期亲减三等。”以下的“疏议”解释说：此条只适用于“尊长于卑幼家窃盗若强盗，及卑幼于尊长家行窃盗”三种情况。如果是“卑幼于尊长家强盗”，则要按照同书卷一九《贼盗·恐喝取人财物》的规定，“同于凡人家强盗得罪”。[10]《大明律》卷一八之四《刑律一·亲属相盗》：“凡各居亲属相盗财物者，期亲减凡人五等，大功减四等，小功减三等，缌麻减二等，无服之亲减一等，并免刺。”减等之法比唐、元两朝更复杂，量刑也更轻。但紧接着又说：“若行强盗者，尊长犯卑幼，亦各依上减罪。卑幼犯尊长，以凡人论。”上述材料可以作为我们校正《元史》错误的旁证。
6.《元史》卷一○五《志四·禁令》（2680页）：
诸章服，惟蒙古人及宿卫之士，不许服龙凤文，余并不禁。谓龙，五爪二角者。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二九《礼部二·礼制二·服色·贵贱服色等第》：
延祐二年二月，钦奉圣旨，谕内外百官大小官吏军民诸色人等：“朕临宝御，励志俭勤，思与普天同臻至治。……命中书省立定服色等第于后：
一，蒙古人不在禁限，及见当怯薛诸色人等不在禁限。惟不许服龙凤文（原注：龙谓五爪二角者）。……”
《通制条格》卷九《衣服·服色》、《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都有相同的记载。这条材料讲得很明白，所定服色等地，是针对汉族等被统治成员和一般官员的，蒙古人和怯薛成员（亦即“宿卫之士”）不受有关规定限制。但所谓“不在禁限”有一个补充规定，即“惟不许服龙凤文”。《元史·刑法志》改写不当，给人的印象是只有蒙古人和宿卫之士不许服龙凤文，其他人都可以服龙凤文，大谬。校正时只要将“惟”字的位置改动一下即可：“蒙古人及宿卫之士，惟不许服龙凤文，余并不禁。”
二 错字或脱字
这是一类比较简单的错误，也很容易校改。
1.《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元贞元年十二月条（398页）：
丙辰，……荆南僧晋昭等伪撰佛书，有不道语，伏诛。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五二《刑部十四·诈伪·伪·伪造佛经》：
元贞二年二月，中书省准河南行省咨，峡州路远安县太平山无量寺僧人袁普昭，自号无碍祖师，伪造论世秘密经文，虚谬凶险，刊板印散，扇惑人心。取讫招伏，于元贞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奏过，“‘京南府一个山里，普昭小名的和尚，伪造佛经，那经里写着犯上的大言语有，交抄与诸人读有。’么道，今夏南京省官人每与将文书来呵，俺上位奏了，差人与宣政院官一同问去来。如今问将来也，是实有。和他一处做伴当走弟每总廿四个人，那的内廿一个和尚，三个俗人。普昭小名的和尚根脚里造伪经来，着木头雕着自己的形，伪用金妆着，正面儿坐着，左右立着神道，那经里更有犯上的难说的大言语。又印写的其间，向前做伴当来的两个和尚，这三个的罪过重有。商量来。”奏呵，奉圣旨，“敲了者。”……
《元史》中的“晋昭”，在《元典章》上引文件中三次出现，都“普昭”，当以“普昭”
2.《元史》卷八二《选举志二·铨法上》（2048页）：
凡选取宣使奏差：至元……二十九年，省议：“行省、行院宣使于正从九品有解由职官内选取，如是不敷，于各道宣慰司一考之上奏差、本衙门三考典吏内选取。「行台止于正从九品职官内选取，」不敷，于各道廉访司三考奏差内并本衙门三考典史内选取，仍须色目、汉人相参选取。自行踏逐者，亦须相应人员，考满例降一等，须历九十月，方许出职。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十二《吏部六·吏制·书吏·宣使奏差等出身》。文件全文较长，但中间一段与以上《元史·选举志》文字几乎完全相同，兹不具引。校点本《元史》在此引用了《元典章》这条文件加以校勘，增补《元史》原文脱漏的“行台止于正从九品职官内选取”一句话，但却忽略了下面的一个错字。以下“不敷，于各道廉访司三考奏差内并本衙门三考典史内选取”一句中，“典史”二字在《元典章》文件中作“典吏”，当以后者为是。因为这条规定前半段讲行省、行院宣使从宣慰司奏差和本衙门典吏内选取，后半段讲行台宣使从廉访司奏差和本衙门典吏内选取，前后相符。如后者不是典吏而是典史，就讲不通了。元制：宣使、奏差是负责“来往传达”的吏员，典吏是负责衙门文书收发、保管等项工作的一般吏员，属于“设置面最广、而地位最低的吏职”。[14]因此行省、行院、行台典吏三考之后有机会升本衙门宣使，是合理的。典史则是县、录事司衙门中的首领官，行省、行院、行台之中，并无此职名。[15]即使有，以首领官身份（尽管它是地位最低的首领官），经“三考”后被“选取”为本衙门吏员，也绝无此理。
又按：历代正史《选举志》当中，似以《元史·选举志》最为难读（它在《元史》诸志中也属于相当难读的一种）。难读的原因，主要是排比案牍文件时漫不经心，缺乏和概括；剪裁、压缩文字时也过于随意，常使文件原意不明，甚或发生错误。但如果通过对读《元典章》“吏部”门保存的原始文书，就可以解决《选举志》中记载模糊难明的很多问题，并且纠正其中的一些错误。今后如有研究元代铨选制度、或整理笺注《元史·选举志》者，必恃《元典章》“吏部”门之助，可断言也。
3.《元史》卷八三《选举志三·铨法下》（2073页）：
凡补用吏员：至元……二十一年，省议：“江淮、江西、荆湖等处行省令史。拟捋至元十九年咨发各省贴补人员先行收补，不许自行踏逐，移咨都省，于六部见役令史内补充。”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十二《吏部六·吏制·令史·收补行省令史》：
至元二十二年正月，御史台承奉中书省札付该，……都省议得：江淮、江西、荆湖等处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