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中国古代与当代史家的修养理论 篇一
中国古代与当代史家的修养理论
中国古代的史家在历史的长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记录了历史的发展和变迁，更通过自身的修养理论对历史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古代史家认为，修养是成为一名优秀史家的基础，只有通过良好的修养才能真正理解历史的本质和内涵。
古代史家重视自身的修养，主要包括道德修养和知识修养两个方面。道德修养是史家行为准则的基础，他们要以诚信、正直、公正为原则，严守史家的职业操守，做到真实记录历史，不偏不倚地展现历史的真相。同时，古代史家还注重自身的知识修养，他们要广泛涉猎各种学科，掌握丰富的知识储备，以便能够从多个角度来审视历史事件，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在古代史家的修养理论中，还存在着一种重要的观念，即修养与实践相结合。史家需要通过实践来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只有通过亲身经历历史事件，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和变幻莫测。因此，古代史家常常会亲自踏足历史的现场，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以便更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与古代史家相比，当代史家的修养理论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在当代社会的背景下，史家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机遇，他们需要更加全面和深入地理解历史，同时也需要具备更强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
当代史家的修养理论主要包括学科修养和方法修养两个方面。学科修养是当代史家的基本功，他们需要系统地学习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掌握扎实的历史知识，以便更好地开展历史研究工作。同时，当代史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方法修养，他们要熟悉和掌握各种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田野调查、口述历史等，以便能够从多个角度和层面来分析和解读历史。
与古代史家相比，当代史家的修养理论更加注重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当代史家需要通过实践来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他们不仅要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还需要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时代的发展和变化，以便更好地把握历史的脉络和趋势。
总之，中国古代与当代史家的修养理论有着共同之处，也存在着差异。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史家的修养都是成为一名优秀史家的基础，只有通过良好的修养才能真正理解历史的本质和内涵。然而，在不同的时代和背景下，史家的修养理论也会有所变化，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和挑战。
中国古代与当代史家的修养理论 篇三
中国古代与当代史家的修养理论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修史的国家，两千多年来，名家辈出，名著亦是蔚为大观，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相关论文范文，欢迎阅读查看。
如何成为良史?良史应具备哪些修养?这是古今学者热烈探讨的理论和话题。作者对古代史家与现代学者关于史家之修养理论进行了论述，不妥之处，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孔子的“书法不隐”与 左丘明的“君举必书”
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学家的一大优良传统，较早将其作为史家修养理论的提出，当属孔子和左丘明。公元前 548 年，晋国国君晋灵公为执政大夫赵盾所杀。史官董狐记载了“赵盾弑其君”一事并同赵盾发生了辨论。孔子评价此事时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赞扬了董狐坚持如实记事的原则。可见，孔子已将秉笔直书作为古代良史的修养之一而倍加赞赏。
史学家坚持直书的佳话在《左传》中亦多有记载。例如，“夏，(鲁庄)公如齐观社，非礼也。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师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曹刿认为，国君无论做什么事，史官都必须记载下来;史官记载的时候，一定要按记载的原则去记，即合乎“书法”,如果不合“书法”地记载下来，则后人看什么呢?
无论孔子所谓“书法不隐”,还是左氏所谓“君举必书”,其实质是提出了史家修养的要求，即秉笔直书。所谓“董狐精神”“、南、董之志”,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家秉笔直书之修养理论的先声，故先秦至秦汉成为中国古代史家修养理论的产生时期。
二、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
真正系统、完整地论述史家修养理论的是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刘知几在《史通》中对史家应具备的素质和条件的论述散见于《核才》、《鉴识》、《辨职》、《杂述》、《杂说》等篇，而《旧唐书》列传第五十二《刘子玄传》载曰：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 ,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 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 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
刘知几明确指出，只有具备才、学、识“三长”的人，方可成为“史才”.可以说，刘知几提出的“史学三长”说是他的史家修养论的核心，也是他提出的史家修养的最高标准。然而殊为可惜者，刘氏并没有具体、详细阐述才、学、识的内涵，使后来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作者认为，史才，是指收集考订、编排史料和文章表达的能力，叙事载言和行文运笔的技巧，以及运用体例和编次内容的方法。史学，是指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主要包括社会知识、自然知识和文献知识。史识，是指对历史发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的能力，即器局;以及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无畏精神和高尚品质，即胆识。至于三者的关系和重要性，刘知几则明确指出“: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彰善贬恶，不避强御’为上，其次则‘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而’高才博学，名重一时‘,仅其下耳。”
可见他以直书实录为史识之首要，既不忽视见解、观点，又强调以“史识”统率“史才”、“史学”.刘知几提出的“史才三长”说是一个整体的史学理论范畴，第一次系统、完整地把史家修养问题提到了自觉的理论认识高度，对促进史家自身修养和史学进步都有积极的作用，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故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成为中国古代史家修养理论的形成时期。
三、曾巩“明”、“道”、“智”、“文”的要求与揭傒斯“以心术为本”的原则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家修养理论的发展时期。自刘知几提出“才、学、识”三长说作为衡量史家修养的基本条件，后来史学家从各个方面不断阐发，提出自己的主张，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良史的理论。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也提出了“良史”的标准：
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曾巩对史家提出了“明”、“道”、“智”、“文”四个方面的修养，认为着史的目的是“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故必得良史，而后能传于久远。其中“周万事之理”“、通难知之意”属于史家“识力”的范围，指明白事理、辨别是非、预见未来的能力，而“周”与“通”也是要求史家有会通古今的器局。
“适天下之用”则是强调史学的社会作用和史家的为史之意，“发难显之情”是指史家文辞修养。从理论上讲，这是良史理论的进一步深入。但在具体运用上，他批评司马迁“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盖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与之也。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这反映了他所提标准的不切实际，悬之过高，反而使这种标准失去了实践上的价值。
此后，元代揭 斯又提出修史用人“以心术为本”的原则。
他说“: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但何为正，何为不正，其标准又是什么?
揭 斯没有说明。可见，其将“心术”作为史家修养理论的提出，有不足之处，还有待作进一步的阐发。
显然，曾巩提出的“明”、“道”、“智”、“文”四个方面的史家要求，带有明显的思想局限性;揭 斯提出的修史用人“以心术为本”的原则也有其不足之处。尽管如此，这些学说的提出，无疑充实、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家修养的理论。
四、胡应麟之“公心”、“直笔”二善说与章学诚之“史德”、“心术”说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家修养理论的终结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又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史学评论家，而胡应麟、章学诚对史家修养理论的阐发极具开创性、总结性。
明代史学家胡应麟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亡征，维公与直，庶几尽矣。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
以董狐、南史、左丘明、司马迁与班固、陈寿、沈约、裴子野等人为正反两方面代表，突出强调了公心、直笔的重要性。他敏锐地注意到了史家心术与直笔的关系问题，认为公心和直笔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但二者并不能完全相符合，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区别。“直则公，公则直，胡以别也，而或有不尽符焉。张汤、杜周之酷，附见他传，公矣，而笔不能无曲也。裴松(之)、沈璞之文，相讦一时，直矣，而心不能无私也。”(同上)胡应麟认为司马迁有公心，所记亦非失实，但却有曲笔之嫌。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直则公，公则直”呢?胡应麟特别强调了一个“尽”字，指出“:夫直有未尽，则心虽公犹私也;公有未尽，则笔虽直犹曲也。”(同上)这就是说，必须完全依公心以运直笔，并完全以直笔应公心，才能达到公直统一，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完全一致的目的。胡应麟所讲的直笔，就是要求史家必须有是事而如是书，不得曲笔，哪怕是并非失实之曲笔。那么，公心，或者说心术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胡应麟指出，此“非以万人之衷为一人之衷不可也”(同上)。可见，公心乃是指众人之心，是指社会之公是公非，并非专指着述者一己之心术是非。
当然，胡应麟所讲的“公心”,在其主观本质上还是指封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言，绝不能和我们今天所讲的公心相提并论，这是由其史学思想的封建性根本原则决定的。虽然如此“,二善论”的加入，无疑是对刘知几史家“三长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清代着名史学家章学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史德”和“心术”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于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他把屈原的.《离骚》和司马迁的《史记》并称，是以其“经纬乎天人之际”的“良史”标准。刘知几提倡“史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直笔”和“实录”,而章学诚说：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指出史德是史识要求中需特别强调的内核。显然，这个标准不以文、史不同相区分，而是从“德”的角度要求史家之修养。章学诚说：“德者何?谓着书者之心术也。”
因此，史家之“心术”成为了其“史德”论的核心。由“史德”而论“心术”,这是章学诚在史家修养理论上的重要贡献。他说“: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犹患于心术，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以当也。以此责人，不亦难乎?是亦不然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着书者之心术矣。”(同上)章学诚首先肯定“心术”应特别值得重视，但又强调史家即使有“君子之心”,而其自身修养却很难达到至纯至粹的境界，这是“大贤以下所不能免的”.那么，如何成为一个具有“心术”的“良史”呢?章学诚认为良史“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天”即指历史的客观性，“人”则为史家的主观性，就是要充分尊重客观历史，而不要以史家的主观好恶去影响这种历史客观性的反映。章学诚举出南朝沈约撰《宋书》之阴恶，北朝魏收撰《魏书》之矫诬，以为例证。沈约撰《宋书》不敢秉笔直书，对刘裕自立而杀晋恭帝等事讳莫如深，却对高门士族极尽吹捧阿谀之能事，不实之辞充斥其书。魏收更是无耻，以修史作为感恩报怨的手段，竟自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
完全按自己的好恶来决定人物的弃取和褒贬，《魏书》一时被斥为“秽史”.章学诚并不认为在历史撰述中可以完全排除史家主体意识的作用，但认为史家应该具有这种自觉的认识并努力去实践，才能称得上有良好的“着书者之心术”.胡应麟之“公心”、“直笔”二善说和章学诚之“史德”、“心术”说是对中国古代史家修养理论的发展、完善，对中国史学理论的贡献极为重大。
五、瞿林东先生的“史家之职责”说与彭忠德先生的“史胆与史责”说
当代学者在对古代史家修养理论的研究中，也作了许多发掘和补充，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瞿林东先生的“史家之职责”说[7]和彭忠德先生的“史胆与史责”说[8].瞿林东认为，董狐、齐太史、南史氏所表现出来的“书法不隐”的勇气，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就是维护当时的君臣之礼和社会秩序。孔子修《春秋》亦如此，司马迁作《史记》更是司马父子社会责任的直接体现。后来司马迁用“述往事，思来者”这几个字深沉地表达出他对历史、社会的责任感。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是希望它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以清闲之燕，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反映了司马光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彭忠德则更为明炼地提出了“史胆与史责”说，史胆即指史学家的胆量，强调敢于直书;史责即指史学家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强调经世致用。他认为梁人刘勰在《文史雕龙·史传》中就已专门论及史家的责任心：“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为劳。”明人李贽认为史胆在史家诸修养中占有重要地位：“空有其才而无其胆，则有所怯而不敢。”这些史学家的言行足以说明良史是必须具备史胆和史责的。刘知几和章学诚因历史时代和个人条件的限制未能提出这二项，而当代学者彭忠德明炼地提出“史胆与史识”说，这无疑是对古代史家修养理论的重要补充，丰富了中国的史学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史学意义。
参考文献
[1]刘 .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刘知几。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2008.
[3]曾巩。曾巩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北京：中华书局，1958.
[5]章学诚。文史通
[6]高振铎。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7]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8]彭忠德。秦前史学史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