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论文 篇一
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詹姆逊（Jameson）是当代著名的文化理论家，他提出了一种后现代文化理论，对后现代主义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詹姆逊的理论中，后现代主义文化被认为是一种反思和批判现代主义的文化形态，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和影响。
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之一是多样性和碎片化。在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多样性和碎片化的趋势。这种多样性体现在各种文化形态的并存和交织，如流行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等。与此同时，碎片化也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显著特征，人们的生活和经验被分割成各个片段，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
其次，后现代主义文化具有模拟和虚拟的特征。在后现代社会中，虚拟现实和模拟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表达方式。通过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媒介，人们可以进入一个虚拟的世界，在其中进行模拟和体验。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交织在一起，模糊了二者之间的界限。
最后，后现代主义文化还表现出一种消费主义的倾向。在后现代社会中，消费成为人们生活的核心。人们通过消费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求，消费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和表达方式。消费不仅仅是物质层面上的行为，更是一种文化的体验和认同。
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基本面貌，并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多样性和碎片化使得传统的文化和认同模式被瓦解，人们的生活和经验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虚拟和模拟的特征使得人们的感知和认知变得模糊，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消费主义的倾向则加剧了社会的物质化和功利化，人们更加追求享乐和满足。
综上所述，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文化理论深刻地揭示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和对社会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多样性、碎片化、模拟和虚拟、以及消费主义的倾向都使得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对于我们理解和应对后现代社会的挑战，深入研究和思考后现代文化理论是非常重要的。
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论文 篇二
后现代主义文化对个体自我认同的影响及其启示
詹姆逊（Jameson）的后现代文化理论揭示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和对社会的影响。然而，除了对社会的影响外，后现代主义文化还对个体的自我认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重点探讨后现代主义文化对个体自我认同的影响，并对此进行一些思考和启示。
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多样性和碎片化使得个体的自我认同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在传统的现代主义时代，人们的自我认同往往是基于固定的身份和角色来构建的。然而，在后现代主义时代，人们的身份和角色变得更加模糊和多变。个体可能同时具有多重身份和角色，如职业、性别、民族等。这种多元性使得个体的自我认同更加具有挑战性和困惑。
此外，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虚拟和模拟特征也对个体的自我认同产生了影响。虚拟世界和模拟体验使得个体可以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中塑造自己的形象和身份。个体可以通过互联网上的社交媒体展示自己的生活和形象，以获得认同和关注。然而，这种虚拟的自我认同也带来了一种虚假和表面的感觉，个体很容易迷失在虚拟的世界中，失去真实的自我。
最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消费主义倾向也对个体的自我认同产生了影响。消费成为个体表达自我和塑造身份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购买特定的商品和品牌，个体可以展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符号。然而，这种消费主义的自我认同也使得个体过度关注外在的物质和表象，忽视了内在的精神和情感需求。
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文化对个体自我认同产生了复杂和多元的影响。多样性和碎片化使得个体的自我认同变得更加困惑和挑战性，虚拟和模拟特征使得个体的自我认同具有虚假和表面的感觉，消费主义的倾向使得个体过度关注外在的物质和表象。对于个体来说，明确自己的价值观和内在需求，关注真实的自我而非虚拟的形象，以及批判性地审视消费主义的价值观，都是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保持健康的自我认同的重要启示。
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论文 篇三
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论文
从语言哲学视角分析詹姆逊的文化批判理论，既可阐明语言与文化在现代社会丰富生动的关系实质，亦可揭示文化理论产生的语言哲学理据，从而证明语言与文化的双向通道，人类文化精神的语言依归与实在。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相关内容的论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摘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作为美国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代重要的后现代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他的理论既具有很强的马克思主义特色，又具有很明显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色彩，詹姆逊凭借其从权力和意识形态角度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经济和政治问题进行深刻分析闻名于国际思想界。因此，通过对近几年研究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的成果进行述评，不仅可以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有一个比较全面细致的掌握，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建设具有一定启示，可以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趋势和发展方向有预测作用。
关键词：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立场，从当今我国社会文化现实出发，探析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与当今我国大众文化现状的相关性，这种研究的立场和角度为我国大众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宏观上提供了指导作用。
一、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内研究述评
1.1目前，国内翻译过来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主要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政治无意识》《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快感：文化与政治》。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集中于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后现代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研究。近几年，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和特点的研究。詹姆逊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使之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其归纳概括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特点———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对理论界的影响十分广泛。
1.2同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大众化、文化视像化和文化商品化等文化问题日渐突出，文化与资本相互渗透，从而揭示出后现代社会文化转向的本质。詹姆逊研究文化问题角度与传统的从经济和政治视角不同，他注重从历史的深层逻辑对文化进行探析，尤其注重从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联系来探析文化问题。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必须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关于这一观点，国内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刘永杰认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对于后现代理论建构贡献最大，并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
1.3这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也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1]。刘梅指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核心词语：文化扩张、文化历史分期、文化超空间、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他者”视域等，这些范畴构成了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总体轮廓，这不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什么”做出回答，而且也一般性解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2]。国内其他学者通过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也指出，詹姆逊通过分析文化发展的资本逻辑与文化经济内容，考察文化形式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演变与辩证关系，判定文化表现的现实境遇与时空特征，关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乌托邦诉求及文化政治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态度。与此同时，詹姆逊以“空间逻辑”来建构后现代文化理论体系，从“空间”维度思考后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对一系列后现代征象的认识上，他认为影像文化的流行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从主体、历史等角度分别展开论述。
1.4在对零散、破碎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分析之后，他为试图解决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提出“认知绘图美学”的方案，在以解构、颠覆为主要精神指向的后现代语境中，表现出独特的“乌托邦”守望精神。总之，詹姆逊的思想方法包括“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他也擅长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和把握，“历史”在其著作中是一个关键词汇。在《政治无意识》这一本书中，他就以“永远历史化”这个口号作为开端。詹姆逊在其力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明确指出：“我在本文所勾勒的后现代主义，乃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而非把它纯粹作为一种风格潮流来描述”[3]。
1.5二是从詹姆逊的观点看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詹姆逊解读大众文化的方式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细致的一面，既作为一种讨论社会普遍问题的特殊方式，也存在深刻的分析性和有效的解释力。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詹姆逊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同样会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因此，他着重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问题应在世界范围去研究，同时提出发达国家的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是世界文化发展所必需的论断。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詹姆逊分析后现代文化现象是站在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立场，他所指的后现代是西方文明危机的一种产物，他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是基于西方大众文化传统进行的，而我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社会背景和独特的文化语境。
1.6因此，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不仅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用辩证眼光看待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观，并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相结合，批判性的借鉴和吸收其理论，从而对我国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实践进行丰富和发展。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不应该照搬，也绝不能照搬，我们可以进行借鉴。
1.7国内学者认为，詹姆逊对文化乌托邦特性的阐释非常符合中国大众文化现状和特征。比如影像文化以及网络文化所组成的部分占我国文化相当大的比重，而詹姆逊指出的“乌托邦”特性是这些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现代化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这都可以让观众群体暂时忘记现实而沉浸其中，这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种种现象。不过事情都是既有利也有弊，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消极影响体现在它正在消解着人们的主体性，而积极的作用是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向上精神的树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提供了对理想生活追求的精神动力，出色的励志类文化作品也增添了人们追求“正能量”的思想精神动力。三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研究。
1.8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金无足赤，詹姆逊的理论也存在令人难以完全同意的部分，例如中国许多学者对他的“西方中心论”观点进行批判，学者们认为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仍然存在着发达国家的自身优越感，这就必然影响到詹姆逊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后现代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时，一定注意他的基本立场。但是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内在矛盾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时要进行良性的互动发展，吸收其精华，理性地交流，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渊博的文化精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我们如果仍然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试图重返我国经典文化时代，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只是单纯为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需要，任其大众文化自由发展，最终只能使我国文化精神空虚、主体沦丧，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应该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
1.9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认为：“所谓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进步、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等。”[4]另外，陈思和教授说过，人文精神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5]所以，我们应该在保留大众文化积极成果的同时，借鉴后现代主义中对现状的反省以及对“神性”的追求。
二、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外研究述评
2.120世纪90年代以后，詹姆逊开始转向文化问题，起初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随着后马克思主义思潮
2.2詹姆逊文学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詹姆逊认为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视野太狭隘，并且指出当时现象学侧重于主体表象投射的研究方法是说明不了文学与当下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些观点表明詹姆逊与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出现分歧。同许多后现代的学者相比较，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有理论的深度与现实意义。国外许多学者给予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极高的评价与肯定。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佩里安德森对詹姆逊后现代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地域—政治层面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詹姆逊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安德森认为自己的重要著作《后现代主义起源》也是从詹姆逊理论中获得的灵感。英国著名学者肖恩霍默在自己的著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导言里详细地介绍了作为理论批判家的詹姆逊的文学作品、对詹姆逊的理论和政治方案定了位。他高度评价了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并提出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在当代世界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永杰.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2).
[2]刘梅.詹姆逊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倾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6).
[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00.
[4]王一川.从启蒙到沟通———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J].文艺争鸣，1994(5).
[5]陈思和.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两封信———致坂井洋史.人文精神寻思录[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148.
拓展：
试析詹姆逊文化理论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批论文
关键词：詹姆逊 现代性 后现代性 文化批判 马克思主义辫证法
摘要：
自詹姆逊2002年在华进行了两次关于现代性的演讲后，一直被不少国人视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大师的他似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现代性的鼓吹者，人们对于其文化立场及批判指向的转变顿时陷入茫然与困惑。为此，本文试图在分别解析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的基础上，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中的辩证法思想在其文化批判中的最终决定作用，从而在理论本源方面对其前后论断客观存在的某些矛盾性加以总体性阐释。
作为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左派文论的领袖，詹姆逊不仅为自己赢得了世界声誉，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著称的“三大思想家之一”，而且同时也是一位对发展中的中国理论界影响尤其巨大的当今最重要的文化批评家。上个世纪80年代他曾应邀到北大讲学，专门讲授文化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及其意义作用的问题，其讲稿后由唐小兵整理翻译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于1986年在中国出版了。客观地讲，该书应属中国后现代理论的`启蒙读物，此后引介、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潮蔚然成风，短短的十几年间，国内竟然兴起了“后现代热”，詹姆逊也因此被某些学人称为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开山鼻祖。
毋庸置疑，詹氏对后现代主义还是有一些中肯、甚至是积极的评论—尤其是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精神，并以其对后现代主义的独特且充满个性的研究而扬名学术界。但事实上，他既非后现代主义者，也非后现代主义的拥护者，而自始至终只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误认的根源在于尽管他确实是怀着强烈的批判态度介人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并最终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后现代文化现象迟早要随着晚期资本主义一起消亡，而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必将取而代之。然而这种批判是与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一起进行的，而且整体来看，批判得又过于微妙，加之，他本人确实对解构主义颇为青睐，所以有时他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显得不清不楚，招致许多误解。其实要澄清这一点亦非难事，最好的理论工具就是马克思主义，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它也是破解其现代性理论的密码，以下即分而论之。
（一）
首先还是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詹氏的后现代性理论上吧，确切地说，詹氏的后现代性思想是在对当时几种有影响力的后现代性理论的反思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我们先来解读一下吉登斯的后现代性理论，在他眼里，后现代性不过是现代性的翻版，因此后现代性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是夸大其词甚至显得矫揉造作，他认为目前的要务是把现代性的后果“激进化”；而利奥塔的观点却与之迥然不同，不但相信后现代性确已存在，并对各种领域中出现的后现代性变化表示欢欣鼓舞；至于哈贝马斯，则在处理后现代性问题时表现出鲜明的“现代中心论”倾向。
与以上诸位后学家最大的不同是，詹氏并不急于表现出自己对后现代性的价值立场，而是首先揭示后现代性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关联。他把晚期资本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近的阶段”以，并认为只有在晚期资本主义这种框架中，后现代性所表现出来的样态才能得到辩证的理解，他将后现代主义置于与晚期资本主义体系相连的总体性的文化变革中进行评价。正如他本人所述，“我要试图探索的是：‘后现代’到底如何以晚期资本主义整体逻辑里的主导文化形式呈现于社会生活中”。
为了避免对后现代主义进行简单的、道德主义式的批判，而“尝试在‘历史’中探索当前的时代意识，企图以真正的辩证法来正视问题”。因而一方面，基于解构主义精神，他承认就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文化的反动甚至决裂的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具有某种“原创性”，是值得一定程度的肯定和认真对待的，特别是其中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女权主义、反精英主义、第三世界主义等等，就此方面的言说来看，他是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关于正在出现的世界的新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的文化来正视的；但另一方面，因为发展至今的后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沦为了一种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哲学，他也对其种种浮出水面的负面性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如后现代主义将导致的真理消失、原型退场、叙事瓦解、主体死亡、意义缺省、历史断裂等严重后果，原则已变得不再重要，一切都可以拼贴，一切都只是幻象。
“我们的世界，起码从文化上来说是没有任何现实感的，因为我们无法确定现实是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混沌中的人们，意识只能为消费时尚所左右。他把这种景观概括为“经济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经济化”，并敏锐地指出“在文化领域中后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就是伴随形象生产，吸收所有高雅或低俗的艺术形式，抛弃一切外在于商业文化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后现代，一切都成了商品，甚而包括形象和理论。
由于坚信没有社会总体性的概念，就没有未来社会主义政治的可能，他明确宣称：“应该抵制后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其实也就是晚期、但同样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之逻辑的一部分；这些特征从内容到形式完全融人到商品生产和消费中。事实上，后现代主义一定程度上再造甚至强化了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它表面上倡导解构、去中心、差异、多元、异质、共生，实际上却造成了全球文化趋同，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阻碍对社会进行变革的文化。詹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批判方法，最早发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的逻辑，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意识中的经济、权力和政治与生产方式的关系，其后现代性理论有着过度的整体性及总体化倾向。
另外，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正因为他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总体论思想，因而能透过纷繁的社会现象，洞悉到了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的内在矛盾，是同资本主义的逻辑和商品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真相，其反思和批判后现代性的力度自然比其他形形色色的后学家及以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要深刻得多。
（二）
20世纪90年代以前，詹氏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关注及研究总的来说是零零星星、忽隐忽现的，可是近几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蔓延与扩张，及相关的“文化转向”问题促使现代性话语再度“复兴”。一直专注于进行“当下本体论”工作的詹氏不可能对当前世界形势的变化视若无睹，2002年其最新的专著《现代性的神话》的出版，可以说就是他关注现实并逐步深化了对现代性的认识后在理论上所作出的呼应。
在该书中，其对现代性问题思考后的四点提纲如下：
1、我们必须把现代性概念历史化、阶段化。
2、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叙事范畴。
3、一种拒绝叙事的手段就是坚持从主体性的角度看问题，只有现代性的历史境遇才能够获得叙事形式。
4、任何有说服力的现代性‘理论’都必须认真对待后现代性和现代性的断裂这个假设。”
因为首先“‘现代性”一词在詹氏看来，根本就是一个无内在统一性的指称，它实质上是由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所改造、所塑造的延异和痕迹。它是对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现代性”内涵的不断的、多种多样的“重写”，是在历史本义基础上的不断生成的“转义”，因而如果要研究它就有必要先把这一概念历史化、阶段化。同时由于它本身既不包含历史性，也不包含未来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不是一个概念，纯然成了一个超乎历史之外的叙事范畴，于是“现代性”一词借助詹氏这一新的界定摆脱了现有的历史尴尬，最终还是回到了现代性的根本意义上来了。
而就当今的现实而言，他在文中一针见血地指明了，不管现在有多少种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现代性，但终究这所有的现代性都附属于“全世界范围里的资本主义本身”，即所谓现在时态的现代性，就是资本主义性，‘。现代性”几乎以无中心的延异为一个确定的核心，这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和殖民化。而“我们真正要做的是用那个叫做乌托邦的社会欲望全面取代现代性主题。其对以现代性面目出现的资本主义进行的批判是一以贯之的。 不可否认詹氏在此表现出明显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现代性”的意义中心与去中心、差异与同一的矛盾。但他研究现代性的目的就是为了揭露这种似乎已过时的现代性—其资本主义统治性的实质，戳穿现代性的神话。因此，他为自己所批判的现代性赋予了确切的含义，从而在解构之后又重新确立了意义中心，这也可谓是“现代性”主体立场的体现吧。
因而，本着一切从现实出发、从事实出发的詹氏号召我们：“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进行‘当下的本体论’工作，而抛弃种种空洞乏味的重建一个现代性话语的努力。”真正的本体论不仅要在此刻中把握过去和未来的力量，而且要诊断这些力量在目前时代里的贫弱化和视觉遮蔽”。他通过自身的理论实践明确表明了：“现代性只有在其处身的历史境遇中才能够获得叙事形式”。
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詹氏基于自己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辩证法思想，一方面认同了哈贝马斯对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工程”的判断，肯定了二者之间不容忽视的内在联系，断言道：“如果我们以为利奥塔或任何人的后现代性是对过去的否定和全盘抹杀就错了”实际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一个延续体，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位移，是现代性调节、缓和自身矛盾的策略性选择，那么，相对而言，后现代性就是“一种在更为完整的现代化条件下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又要求大家不要忽略了二者之间存在的对立甚至是可能断裂的这一层面，因为毕竟作为现代性中的自反性力量—后现代主义一直就是批判和反思现代性的重要意识形态，其自身的理论运思、逻辑推演、话语表述都是建立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上的，这也是他在其文中要求认真对待后现代性和现代性的断裂这个假设的原因所在了。
（三）
前两节的论述和分析表明，要对詹氏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进行总体上的把握，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这一个绝对视域，在他那里，马克思主义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地平线”，“已充分渗透到各个学科的内部，在各个领域存在着、活动着，早已不是一种专门化的知识或思想分工了”。也就是说，在现实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已不是一种狭隘的教条和理论体系，而变得无处不在了。但同时，作为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单一的、静止不变的，它“就像所有其他的文化现象，随其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可见詹氏是将其看作为不断与时俱进的理论指南和解剖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方法论了。
在他看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著名论述，为马克思主义者分析和研究一切社会文化问题，自然也包括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视角。事实上，细加分析。不难察知詹氏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探究其实是完全建立在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辩证运动上的。在此思想基础上，他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对于理解其理论框架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辩证法最重要的哲学功能就是它能够协调我们对之缺乏充分思考的历史的两副面孔或方面：即同时出现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在这种状态下，事物既可以改变又保持统一，既能够经受最令人吃惊的变化和扩张，同时仍构成一些基本和持续的结构的运转。〔吕〕他强调对文本的“否定性”解读与“肯定性”解读的辩证统一，人们不难发现，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以及其文化分期理论的形成都是在这一总体框架下完成的。
总的说来，他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研究与批判采用的是总体化的、综合的方式，而不是抽象化的、分析方式，是把这一问题放到整个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文本中来考察的，二者既有差异性，又有统一性；既有创新性，又有继承性。他从现代性的角度看后现代性，又从后现代性的角度反观现代性，既重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共生性，也不忽视二者的对立性甚至断裂一面，同时把它们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并通过读解大量的哲学、文学、音乐、电影和建筑艺术“文本”来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看待这一问题的视野。需要说明的是，他在1998年出版的《布莱希特与方法》一书中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探究就已基本成熟了，正如国内的一位学者所论，他通过对布莱希特寻找矛盾、发现矛盾并“建构”矛盾这一戏剧方法的研究，“似乎从中找到了如何评价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如何以事后的眼光从后现代性回顾现代性，再由对现代性的反思反观后现代性的路径”。
综上所述，可见无论在詹氏的现代性理论还是其后现代性理论中，其理论本源依然是他坚守至今的马克思主义，其尊重历史逻辑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批判鲜明地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其文化批判中的最终决定作用。故而，尽管詹氏关于现代性及后现代性论题的论断前后期不无变化之处，似乎其文化立场及批判指向也已开始发生转变—具体表现为他先解构了一般意义上人所共知的“现代性”，后又出乎意料地开始了某种意义上的“回归”（指的是他重拾“现代性”话语），并相应地修正自己一直热衷的“后现代性”理论这一历史举动，他试图通过新的“现代性”理论去回应“后现代性”问题，这种追踪时代变化而作的再思考与其之前的理论难免有相矛盾处，可是由于他始终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进行文化批判，从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双重视角人手研究，从而使得其前后期的文化理论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思想连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