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篇一：汉代《谷梁》学一度兴盛的原因
在汉代，孔子的儒家思想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除了儒家之外，还兴起了一种被称为《谷梁》学的思想流派。《谷梁》学的兴盛并非偶然，它有其独特的原因和特点。
首先，汉代社会的特殊环境为《谷梁》学的兴盛提供了土壤。在汉代，儒家思想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传播，但是由于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人们对于儒家思想的传统观念开始产生怀疑。《谷梁》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它试图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读和重新评价来解决社会矛盾，为人们提供新的思想和行为模式。
其次，《谷梁》学的兴盛还与其自身的独特特点密不可分。《谷梁》学主张“君子以文德”，即强调以德治国、以文化统治人民。与儒家强调礼法秩序不同，《谷梁》学则注重培养人的内在品质和道德修养，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这种思想观念得到了当时社会中一部分士人的认同和追随，从而推动了《谷梁》学的发展。
此外，《谷梁》学的兴盛还与一部分士人的政治追求有关。在汉代，由于中央政权的衰弱和地方豪强的崛起，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寻求政治立身之道的现象。《谷梁》学以其强调德治和文化统治的特点，对于这些士人来说，正是他们理想政治秩序的具体体现。因此，他们将《谷梁》学作为自己政治追求的工具和理论依据，从而推动了《谷梁》学的兴盛。
最后，《谷梁》学的兴盛还与当时社会的学术氛围有关。在汉代，社会上不仅存在着儒家思想，还涌现出了一系列其他学派和思想流派。这种多元的学术氛围为《谷梁》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一些重要的学者和思想家也积极参与到《谷梁》学的发展之中，例如《谷梁赋》的作者司马相如，他的著作对于《谷梁》学的宣传和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汉代《谷梁》学之所以一度兴盛，既与当时社会的特殊环境有关，也与其自身的独特特点、士人的政治追求以及学术氛围密不可分。《谷梁》学的兴盛为汉代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篇二：汉代《谷梁》学一度兴盛的原因
在汉代，孔子的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除了儒家之外，还出现了一种被称为《谷梁》学的思想流派。《谷梁》学之所以一度兴盛，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汉代社会的政治局势为《谷梁》学的兴盛提供了契机。在汉代初期，汉高祖刘邦建立了汉朝的统治，但是刘邦去世后，汉朝的政治局势开始动荡。这种政治动荡为《谷梁》学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因为人们对于儒家经典的传统理解产生了怀疑，对于政治秩序的追求也开始转变。因此，《谷梁》学的强调德治和文化统治的特点得到了一部分士人的认同和追随。
其次，汉代社会的文化环境为《谷梁》学的兴盛提供了土壤。在汉代，社会上不仅存在着儒家思想，还涌现出了一系列其他学派和思想流派，例如墨家、法家等。这种多元的学术氛围为《谷梁》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它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学术市场中脱颖而出。同时，一些重要的学者和思想家也积极参与到《谷梁》学的发展之中，例如司马相如等，他们的著作对于《谷梁》学的宣传和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谷梁》学的兴盛还与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有关。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繁荣时期，经济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相对宽裕的物质基础，也为人们思想文化的追求提供了条件。《谷梁》学强调德治和文化统治，对于当时社会的精神追求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许多人将《谷梁》学作为自己追求政治和社会理想的工具和理论依据，从而推动了它的发展。
综上所述，汉代《谷梁》学之所以一度兴盛，既与当时社会的政治局势和文化环境有关，也与士人的政治追求以及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谷梁》学的兴盛为当时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谈谈汉代《谷梁》学一度兴盛的原因 篇三
谈谈汉代《谷梁》学一度兴盛的原因
在经学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出现以后，《春秋》三传中，属于今文的《公羊传》和属于古文的《左传》，都曾长期受到人们的瞩目和重视，与《公羊传》同属今文的《谷梁传》则少有问津，显得门庭冷落。实际上，西汉后期也一度有过“《谷梁》之学大盛”的局面，并影响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今天，我们探讨《谷梁》学兴盛一时的原因，对深入研究古代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同《公羊传》相比较，《谷梁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强调礼乐教化，力主仁德之治，而这恰恰适应了西汉后期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众所周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归根到底是崇尚《公羊传》，尊崇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派。汉武帝时期，“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1，使各种社会矛盾包括同姓诸侯与中央皇权的矛盾日趋激化。虽然汉武帝一直提倡礼制的建设，但他更重视以暴力的高压手段处理问题，“不暇留意礼文之事”2，并对刑名法术之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转而实行严刑峻法，嗜杀无度。《公羊传》既有倡导礼乐仁德的一面，又有近于刑名法术之学，偏重法治的一面，而且后者显得更突出一些。《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说：“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意谓臣子对君父不能有弒逆的念头，若有了这种念头，就可以将其诛杀。当时守《公羊》义的儒者中，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对酷吏张汤十分赏识，董仲舒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16篇，其弟子吕步舒则参与处理淮南王刘安谋反一案。另外，还有不少习《公羊》的博士弟子出任廷尉史，“平亭疑法”8。对汉武帝来说，“圣人(《春秋》)、巫师(阴阳五行)、刽子手(刑名)混合的《公羊》学，恰恰供给他残忍雄猜的暴行以理论根据”4，且与他“一君之身趣好殊别”5的性格相符。《公羊》学得宠了，取得了几乎独尊的地位。
汉武帝死后，随着战争机制的解体和人民要求安居乐业的呼声高涨，与《公羊》有密切关系的刑名法术之士遭到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和斥责。昭帝时，议盐铁而罢榷酤，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生产得到迅速恢复，社会矛盾趋于缓和。宣帝即位后，要求“稽古礼文”，实行礼乐教化和仁德之治，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心态，成了大夫众口一辞的呼声和为政治民的准则。王吉曾吁请宣帝“与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理，明王制，驱一世之民，济之仁寿之域”8。据《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载，起初赵广汉为颖川太守，见当地豪强横行，“俗多朋党”，便以法术威制豪强，“构会吏民，令两告讦”，结果“民多怨仇”，很不得人心。后来韩延寿出任太守，一反赵广汉所为，崇礼仪，重教化，“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安于
田亩，颖川大治。这可以看作当时社会风尚的一个缩影。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公羊》学显然已经不能再当作统治思想的主要部分，《谷梁》学要走上前台，取而代之了。
在《谷梁传》中，称引古礼之处比比皆是，如《隐公元年》载：“礼，赗人之母则可，娼人之妾则不可。”《隐公二年》云：“礼，妇人谓嫁曰归，反曰来归，从人者也。”《桓公三年》：“礼，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门，诸母兄弟，不出阙门。”《谷梁传》屡屡高扬传统礼仪，倡导礼乐教化，贬斥非礼行为。清代钟文说。“《谷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夫贵礼贱兵，内夏外夷之旨。”7此诚为笃论。
从重民的思想出发，《谷梁传》力主仁德之治。它明确指出，“民者，君之本也“，认为那些昏君暴主败亡出奔，“民如释重负”8。对那些爱护百姓，在志民生的圣主明君，《谷梁传》认为《春秋》是予以褒美的。在《僖公三年》，它连连称道鲁禧公“有志乎民”，表明经文有赞扬之意。同时，《谷梁传》又认为对那些只顾个人享乐，百姓死活的君主，《春秋》是予以讥斥的。《春秋·成公十八年》：“筑鹿囿。”《谷梁传》说：“筑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就是说，鲁成公筑囿以为虞猎之地，是夺民利，是不正确的。
在解释《春秋·隐公七年》“夏，城中丘”时，《谷梁传》提出，修城以保民，何如修德以保民。《谷梁传》反对战争，希望人民能生活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中，指出“善为国者不师”认为齐桓公“兵事之会四，未尝有大战也，爱民也”9。《谷梁传》主张礼乐教化和仁德之治的思想内容，与汉武帝锐志武功，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极的行径形成明显反差，明于此，也就无怪乎武帝不喜《谷梁》而善《公羊》了。
汉宣帝在《谷梁》学的兴盛中起了重要作用。宣帝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喜欢读《申子·君臣篇》，“颇修武帝故事”，曾拒绝王吉“述旧礼，明王制”的建议，反对太子刘奭专用德教儒术，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因而后世常以武宣帝并称。10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宣帝“贝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注意采取措施抚恤百姓，济贫救难，多次颁布假民公田、减免租税、赈贷种食的诏令，要求地方官“谨牧养民而风德化”，并革除弊政，澄清吏治，平理弄狱，废除了武帝时的许多严刑峻法，进一步缓和了社会矛盾。11宣帝意识到礼乐教化的重要作用，注意加强传统礼仪对社会的控制力量，使“海内兴于礼让”。他曾下诏说：“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仿郡国二行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勿行苛政。”12宣帝非常重视儒家士大夫的思想动向，重视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而这时的儒家学说，除了吸收董仲舒《公羊》学偏重刑名法术的理论，更多地继承了先秦思孟学派偏重仁义王道的思想内容，其重要武器之一，就是《谷梁传》。于是，甘露三年(前51年)，在宣帝的支持下，《谷梁》学被立为官学，成为统治思想的主要部分。
二
在力主礼治的同时，《谷梁传》还强调宗法情谊，这可以利用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特别是刘汉宗室内部的矛盾。这是《谷梁》学在汉代一度兴盛的又一原因。
《公羊传》虽有强调宗常的内容，但它更多地是要求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谷梁传》则不然。在解释《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时，《公羊传》说；“立适以长不以贤，立于以贵不以长。”“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谷梁传》说：“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春秋·襄公二十年》：“陈侯之弟黄出奔楚。”《谷梁传》说：“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属通，其弟云者，亲之也，亲而奔之，恶也。”以为有密切的血缘关系，陈侯尚不容其弟，因而《春秋》显其恶。在解释《春秋·昭公八年》“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时，《谷梁传》认为，称招为弟，不合王朝礼制，但《春秋》为显其恶，特意如此，以说明招对骨肉之亲的极端残忍。这些内容，在宣帝之世有着某种现实意义。
西汉立国之初，高祖刘邦将秦亡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实行分封制，便广封同姓子弟为诸侯王，作为中央朝廷的屏藩。然而，这些同姓诸侯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皇权的巩固，结果在景帝时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叛乱平定后，诸侯王实力中落，王国地位如同汉郡。武帝即位，为防诸侯王“合纵以逆京师”，又进一步强迫王国削地，并罢郡国盐铁，悉禁郡国铸钱。这些政策的实施，巩固了中央政权，但也使刘汉宗室间那种温情脉脉的骨肉之情、伦常之谊丧失殆尽，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纷争。淮南王刘安谋反失败后，武帝罗织罪名，广事株连，大兴冤狱，许多宗室贵族被难受诛。武帝末年，巫蛊之祸起，近臣江充乘机造饰奸诈，诬陷戾太子(卫太子)刘据，武帝也对太子无端猜忌，多方刁难。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則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武帝“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太子战败逃亡，为吏围捕而自杀，史良娣及史皇孙兄弟皆遇害。宣帝是戾太子的孙子，史皇孙的儿子，当时“虽在襁褓，犹坐收系郡邸狱”。后来武帝听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又派人将在押的宗室成员全都杀掉。由于廷尉监丙吉的拚死保护，宣帝才算活了下来。13
在这些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事件中，作为统治思想主要部分的《公羊》学及《公羊》派起了什么作用呢?淮南王刘安谋反一案披露后，曾“善待”董仲舒的`胶西称引《公羊》之义，要求严惩刘安。他说：“《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节印图及他逆无道事验明白，甚大逆无道，当伏法。”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那位曾经师事董仲舒，并得公孙弘赏识的酷吏张汤，在淮南案中更是“穷治根本”，“以深文痛诋诸侯
骨肉，使蕃臣不自安”。14可见，《公羊》学和《公羊》派起得是一种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在宗室内讧中深受其害的宣帝，即位后当然不能容忍《公羊》独尊的现象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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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宣帝非常重视宗法情谊和血缘之亲，意识到它对巩固刘汉大统的重要作用。即们不久，他下诏说；“盖闻尧亲九族，以和万国。朕蒙遗德，奉承圣业，惟念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若有贤材，改行劝善，其复属，使得自新。”15武帝时行首匿相坐之法，虽父子、兄弟不得例外，致使“骨肉之思废而刑罪多”16。宣帝即位后下令予以废除，他说；“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17宣帝还多次垂青于那些讲究宗法．兄弟间礼让为怀的臣下。丞相韦贤选定长子韦弘继承自己的爵位，但韦弘却因罪入狱。韦贤去世，族人，门生假托其命，立其次子韦玄成为继承人。韦玄成“坏容貌，蒙耻辱”，假装病狂，“欲让爵辟兄”，拒不应召。有些官吏要求惩处韦玄成，玄成“不得以受爵”。宣帝“高其节，以玄成为河南太守”，又根拔其兄韦弘为东海太守18。宣帝此种举动，颇合《谷梁》之旨而与《公羊》相左。《谷梁》学的兴盛已经水到渠成。
三
对汉宣帝这样以较疏远宗法关系入继大统的皇帝来说，要长期稳住自己的宝座。在注重宗法情谊的同时，又要强调尊王思想。《谷梁传》中尊王思想的存在，也是《谷梁》学兴盛一时的一个原因。近人周予同曾在《博士制度和秦汉政治》中谈及这一问题，但语焉不详，这里有必要做进一步阐述。
春秋以降，周王室日渐衰微，尽管还保留着宗主的名义，地位却已与诸侯无异。生活于群雄并争的时代的《谷梁传》的传授者们，不原面对这一无情的事实，回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春秋·隐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谷梁传说》：“高曰崩，厚曰崩。天子之崩，以崩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春秋·僖公八年》：“春王正月，公会王人、齐侯、宋公……盟子洮。”《谷梁传》说：“王人之先诸侯，何也？贵王命也。朝服虽敝，必加于上，弁冕虽旧，必加于首週室虽衰，必先诸侯。”
汉昭帝死后，因无子嗣，权臣霍光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刘贺姿行淫邪，旋即被废。接着，霍光又拥立宣帝。可见，宣帝入主汉室，本无任何政治基础，完全是霍光一手包办。因此，宣帝即位后一直对霍光“虚已敛容，礼下之已甚”，甚至“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唯恐自己重蹈刘贺覆辙。19同时，宣帝对刘贺也很不放心，刘贺被废后，封国改置山阳都。宣帝曾诏令山阳太守张敞“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张敞深知其中用意，“于是条奏贺居处，著其废亡之效”。得知刘贺无心再起而“不足忌”之后，宣帝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20
宣帝的担心不无道理。从血缘关系的远近上说，当时比宣帝更有可能即帝位的确有人在。武帝诸子中，除了刘贺，活着的还有广陵王刘胥．刘胥本人也跃跃欲试，幻想着登上大宝。起初他见昭帝无子，便“有觊欲心”。后见宣帝即位，他更是愤愤不平，说。“太子孙何以反得立?”21别的诸侯王如楚王刘延寿等，也认为刘胥可能即位而趋附之。“宣帝即位，延寿以为广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变必得立，阴欲附倚辅助之，故为其后弟赵何齐取广陵王女为妻”，并写信给刘胥说：“愿长耳目，毋后人有天下。”21虽然刘胥、刘延寿鲜于计谋，又不得朝中权臣匡助，最后被迫自杀，但这一事例表明，宗室贵族中的一些人对宣帝并不服气，宣帝的宝座当初也并非坚如磐石。
正是鉴于上述情况，宣帝在不满武帝肆意杀戮宗室成员的同时，又对武帝辟土广地，一统海内的文治武功钦慕不已，希冀保持那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盛势。他曾诏有司议武帝庙乐；说；“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义，选明将，讨不服，匈奴远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蛮乡风，款塞来享，……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其奏议。”不久他即决定“尊孝武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献”，置武帝于诸帝之上，给以最高荣誉23。宣帝要“修武帝故事”，实现皇权的绝对统治，必然喜欢《谷梁传》的尊王之说。．
我们还应该看到，《谷梁》学的兴盛，除了它有利于当时的封建统治，适应了社会政治的需要以外，也有着很强的个人因素。晋代范宁在谈到“石渠分争之说”时指出。“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之辩讷。”24此论可备一说。汉宣帝喜《谷梁》，确是秉承了其祖父戾太子的遗爱。据《汉书·儒林传》等，“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于是宣帝“善《谷梁》说”，将《谷梁》学者蔡千秋提拔为谏大夫给事中，“复求能为《谷梁》者”，还派刘向等十多人从江博士和周庆、丁姓习《谷梁》，“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随后在甘露三年，宣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于石渠阁，让太子太傅萧望之“平奏其议”，从中襄助，并亲自“称制临决”，终使《谷梁》一派获胜，周庆、丁姓皆为博士，取得了与
《公羊》博士平等甚至更高的地位，“由是《谷梁》之学大盛”。
为什么宣帝去请教韦贤等鲁人并听从他们囿于乡土之见的建议呢?一是因为以《谷梁》为代表的鲁学守先王典章之遗，多圣人流风余韵，一是因为宣帝与鲁人的关系特别密切。宣帝祖母史良娣，家本鲁国。当初，年幼的宣帝幸免于巫蛊之祸，丙吉见他无所归依，就把他送到史良娣的哥哥史恭那里，由良娣的母亲贞君抚养。丙吉也是鲁国人，是宣帝的救命恩人，是向霍光建议让宣帝即位的人。韦贤，夏侯胜都曾在宣帝即位时“与谋议”，出了大力。史高则是史恭的长子，因旧恩封侯得官@。可见，宣帝喜《谷
梁》，确与其好恶有关。
再说“盛衰继之辩讷”。(辩，善辫，有口才，讷，言语迟钝，也作“呐”。)汉初，瑕丘江公师事鲁申公，习《谷梁传》。“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由是《公羊》大兴”。后来鲁人荣广受《谷梁》于江公，“高材捷敏，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蔡千秋、周庆、丁姓都是荣广的弟子。宣帝善《谷
梁》说，又选刘向等人向江公之子江博士及周庆、丁姓学习《谷梁传》。刘向等都是聪明好学，娴于辞辩的年轻人。如刘向，20出头即“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宣帝甚“奇其材”。相比之下，当时持《公羊》义的博士严彭祖等人则略逊一筹，未见有什么口才。26刘向等人出色的论辩才能，当是《谷梁》学在石渠会议上取胜的一个因素。
1《汉书·法志》。
2《汉书·乐志>)。
3《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儒林列传》，《汉书》，《张汤传》，《艺文志》。
4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范文谰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笫280页。
5《资治通鉴》汉武帝征和四年。
6《汉书·吉传》。
7《谷梁补注·论传》。
8《谷粱传》桓公十四年、昭公二十九年。
9《谷梁传》庄公八年、昭公二十七年。
10《汉书·帝纪》及其颠师古注，《汉书·吉传》。
11《汉书》，《循吏传》、《宜帝纪》。
13《汉书》，《武帝纪》，《武五子传》，《宜帝纪》。
14《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僧林列传》，《酷吏列传》。
15、16、17《汉书·宣帝纪》。
18《盐铁论·周秦》。
19《汉书·韦贤传》。
20《汉书·霍光传》。
21、22《汉书·武五子传》。
23《汉书·楚元王传》。
24范宁，《春秋谷梁传序》。
25《汉书》，《外戚传》、《丙吉传》、《韦贤传》、《夏侯胜传》。
26《汉书》，《儒林传》、《楚元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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