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悲剧创作角度下《兄弟阋墙》与《雷雨》的异同论文 篇一
《兄弟阋墙》与《雷雨》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两部重要作品，它们都以悲剧为创作角度，通过对人性的探索和社会矛盾的揭示，展现了人类的悲剧命运。本文将从悲剧的主题、人物形象以及故事结构三个方面来比较分析这两部戏剧的异同。
首先，从悲剧的主题来看，《兄弟阋墙》和《雷雨》都以家庭和爱情为主要线索，探讨了人际关系中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兄弟阋墙》以两兄弟之间的矛盾为主线，揭示了家庭的分裂与破碎，同时也反映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而《雷雨》则以女主角周云山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通过她与三个男子之间的纠葛，展示了封建家庭和现代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尽管两部作品的主题略有差异，但都以悲剧的形式呈现了人类在家庭和爱情中所遭受的苦难和命运的无奈。
其次，从人物形象来看，《兄弟阋墙》和《雷雨》都塑造了一系列饱满而复杂的角色形象。《兄弟阋墙》中的李大嘴、李二嘴等人物形象各具特点，他们既代表了传统家庭的价值观，又展示了现代社会中个体的痛苦和挣扎。而《雷雨》中的周云山、张克文等人物形象也同样丰满多维，他们既受制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又渴望追求自由和幸福。两部戏剧都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环境对个人命运的影响。
最后，从故事结构来看，《兄弟阋墙》和《雷雨》都具有紧凑的故事情节和复杂的情感冲突。《兄弟阋墙》通过描写兄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构建了一个紧张悬疑的故事情节，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悲剧冲突的世界。而《雷雨》则通过展示周云山与三个男子之间的爱情故事，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欲望和背叛的世界，引发了观众对封建礼教和现代社会的思考。两部戏剧都以紧凑的情节和复杂的情感冲突，牢牢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使观众在情节的推进中感受到悲剧的力量。
综上所述，尽管《兄弟阋墙》和《雷雨》在创作角度上以悲剧为主题，但在主题、人物形象和故事结构等方面存在一些异同。两部戏剧都通过对人性和社会矛盾的揭示，向观众展现了人类的悲剧命运。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和悲剧在创作中的作用。
悲剧创作角度下《兄弟阋墙》与《雷雨》的异同论文 篇三
悲剧创作角度下《兄弟阋墙》与《雷雨》的异同论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过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提高我们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怎么写论文才能避免踩雷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悲剧创作角度下《兄弟阋墙》与《雷雨》的异同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
席勒的《兄弟阋墙》与曹禺的《雷雨》都深受古希腊悲剧的影响，在悲剧观念、结构安排、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都具有强烈的宿命色彩，遵循“三一律”，采用“回顾穿插”结构模式，塑造了自私老成的卫道者与单纯冲动的少年形象。相比较，《雷雨》主题更具批判性，结构安排更巧妙，人物形象更丰满。究其原因，是因为作家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审美追求各异、接受的文化影响不同，因此，相同题材的作品带给了我们不一样的审美感受。
关键词：
席勒；《兄弟阋墙》；曹禺；《雷雨》；比较研究；
引言：
《兄弟阋墙》是德国剧作家席勒的一部仿古的命运悲剧，集中描写了兄弟之间的权力、感情之争。《雷雨》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家曹禺的代表作，该剧从两代人的爱恨纠葛入手，将命运、伦理、阶级矛盾、新旧思想斗争集合于一体，形成了一场“雷雨”。这两部作品都反映了“俄狄浦斯式”悲剧宿命观念，又颇具个性，本文将从悲剧创作的角度窥见《兄弟阋墙》与《雷雨》的异同。
一.《雷雨》对《兄弟阋墙》的借鉴
作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曹禺的戏剧创作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田本相在《曹禺传》里写道，“他流连于世界戏剧艺术的长廊里，除了这些他醉心的戏剧大师，其他如法国的博马舍、莫里哀、雨果……德国的莱辛、歌德、席勒……英国的王尔德、萧伯纳等人的剧作，都在他系统阅读之列”[1]。曹禺曾阅读席勒戏剧作品，接受席勒的影响，其代表作《雷雨》与《兄弟阋墙》有诸多相似之处。
（一）无法逃避的命运
古希腊人认为命运支配着人和神，无法抗拒，这种宿命观也反映在古希腊悲剧中，《俄狄浦斯王》便是古希腊“命运悲剧”的代表作，其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情节”，为众多文学作品所效仿。弗洛伊德认为，当一个家庭中其他孩子出现时，俄狄浦斯情结扩展成家庭情结，孩子会认为是其他孩子夺走母亲的爱，激起他对新来的人的厌恶感。随着新兄弟姐妹的成长，孩子对他们的态度发生转换，在青春期，兄妹一次次被性欲吸引，产生兄妹恋[2]。《兄弟阋墙》与《雷雨》都反映了这种兄妹恋。
在席勒《兄弟阋墙》中，大哥曼努埃尔与弟弟凯撒都爱上了亲妹妹贝亚特丽丝，刚刚和好的兄弟又成了水火不容的情敌，最后导致了全家毁灭的悲剧。尽管戏剧人物有对命运的反抗，但反抗已然是无用的。而曹禺笔下的《雷雨》也反映了人与命运之间的冲突，曹禺曾提及《雷雨》里还有“第九条好汉”，那就是古希腊戏剧所提到的命运。周萍与他的父亲一样，爱上了丫环，仿佛在重复着父亲的命运，兄弟俩又爱上了同一个人，正是侍萍所说“好不公平的天哪”[3]。《兄弟阋墙》与《雷雨》都具有强烈的宿命色彩，尽管剧中人物竭力反抗，但终因各种机缘没能逃脱天道轮回。
（二）相同的结构模式
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冲突是戏剧的戏剧性所在，整体性、紧凑性和进展快是戏剧的三个特殊定性，《兄弟阋墙》与《雷雨》都体现了“三一律”原则。在《兄弟阋墙》里，冲突在王宫里发生，矛盾浓缩在曼努埃尔、凯撒和贝亚特丽丝之间，全剧矛盾冲突集中，从兄弟和解到两败俱伤，从皆大欢喜到满目哀伤。《雷雨》将两个家庭三十多年的恩怨情仇在一天之中铺展开来，冲突发生于周公馆和鲁家，在这个雷雨交加的夜晚，真相大白，四凤与周冲触电惨死，周萍绝望地开枪自杀。不难看出，两部悲剧都在不断地强化冲突，剧情一环扣一环，直到冲
为了使矛盾更集中，《兄弟阋墙》与《雷雨》都使用了“回顾穿插”的结构，在对话中向观众展现前尘往事。《兄弟阋墙》里，曼努埃尔、凯撒与未婚妻相识的过程在“回溯”中展现，曼努埃尔对合唱队讲述时回溯到五个月前行猎中与心爱姑娘的奇遇；凯撒在花园遇见朝思暮想的女孩时表白“我第一次见你是在君主的葬礼上”[4]。可以说，“回溯穿插”结构出现在戏剧各段情节中。在《雷雨》中，尼姑和姐弟俩的对话讲述了教堂楼上疯女人的来历，这是第一层“回溯”；在十年前的周公馆内，鲁贵向四凤讲三年前屋子“闹鬼”的事，鲁侍萍与周朴园回忆三十年前的往事，这是第二层“回溯”。与《兄弟阋墙》不同的是，“回溯穿插”结构整体贯穿着《雷雨》的戏剧情节。“回溯式”结构，通过在整一事件中穿插回忆，使读者观众了解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避免叙事过程中的平铺直叙，推动情节发展。
（三）相似的人物形象
刻画人物形象是戏剧的中心，人物形象是现实原型的典型体现，在作者的巧妙构思下，人物的言行举止一次次加剧矛盾冲突。《兄弟阋墙》与《雷雨》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十分相似。两部戏剧中，凯撒与周冲的形象十分相似，凯撒鲁莽简单，尊重兄长，大胆追爱；而周冲“有着一切孩子似的空想，他年青，在美的梦里活着”[3]，与凯撒一样冲动单纯。此外，两位父亲的形象也存在相似性，周朴园和国王都如同主宰者一般，专制虚伪。国王为保护儿子，维护家族统治，残忍地决定杀死自己刚出生的女儿；周朴园初见鲁妈时，他表现出内心的自责与忏悔，得知侍萍就在眼前后，他开始严厉地指责，担心侍萍敲诈他。可见，他们都将功利价值置于情感价值之上。
二、《雷雨》对《兄弟阋墙》的推进
《兄弟阋墙》与《雷雨》同受古希腊悲剧的影响，在命运观、结构模式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存在诸多相同之处。但是，《雷雨》较之《兄弟阋墙》有着更深刻的主题、更精巧的戏剧结构和更丰富的人物形象。
（一）《雷雨》主题更深刻
《兄弟阋墙》通过演绎两兄弟爱上同一个女孩导致兄弟相残的悲剧，体现单纯的宿命论，使读者和观众感受到戏剧带来的崇高感，是席勒古典主义思想在创作上的呈现。
《雷雨》同样体现浓厚的命运观，但作者不再单纯表达命运意识，而是着重揭示社会现实的本质。《雷雨》通过叙述两个家庭在短短一天之内发生的故事，牵扯到过去三十年的恩怨，揭露中国封建家庭和社会的沉珂，展现阶级矛盾，发泄被压抑的愤懑，表现作者追求社会解放，渴望用一场“雷雨”冲破黑暗的理想。曹禺曾提到蘩漪的原型是他同学的嫂嫂，后来与他那个同学有了爱情关系，在人们看来她是“罪大恶极”，但这位嫂嫂的遭遇引起曹禺的怜悯和尊重，于是就成了现在的蘩漪，曹禺说：“我算不清我亲眼看见多少蘩漪”[1]。他将蘩漪和侍萍、四凤结合一起，把她们的声音呼喊出来。而周冲和鲁大海是作者的视角，他们的存在代表着曹禺的憧憬和理想。可见，《雷雨》更富有批判性。
（二）《雷雨》结构安排更巧妙
《兄弟阋墙》借鉴古希腊悲剧，不分幕和场，采用“回溯”的手法对情节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补充，以“发现”和“突转”的手法在种种巧合中使读者和观众发现真相，选取“锁闭式”结局。《雷雨》同样继承古希腊悲剧的特点，但在结构安排方面更巧妙，包括“完形”的结构和“出走”的结局。
“完形”结构即人物甲没有表现出来的行动和性格用人物乙来补充，乙没有表现出的经历和思想性格用甲来补充。周朴园因为家庭意识和阶级意识放弃了爱情，周萍与四凤的爱情便是对上一代周朴园与侍萍的“完形”补充[5]。为了避开两个女人，周萍选择去矿上，至此，周朴园与周萍在面对爱情和家庭时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周朴园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自私世俗，这也为周萍选择决裂的`缘由作出“完形”补充。曹禺用这种互为补充的艺术使人物性格更丰富，两代人相同的选择也体现了命运的循环重复。
《雷雨》里，鲁妈、四凤、周萍和鲁大海都有“出走”情节，其中鲁大海的“出走”意义最为深刻。雷雨夜过后，鲁大海出走没了消息，鲁妈疯了后经常“痴呆地望着窗外”，鲁大海是母亲的冀望，也象征着工人阶级未知的未来。这使得《雷雨》具有更深的社会意蕴。
（三）《雷雨》人物形象更丰满
黑格尔认为，“悲剧人物的灾祸如果要引起同情，他必须拥有丰富的内容意蕴与美好品质，才能打动高尚心灵的深处”[6]。《兄弟阋墙》鲜明地显现出这种创作倾向，席勒赋予笔下人物高尚的心灵和杰出的才能，塑造“理想人”。伊萨贝拉温雅慈爱，曼努埃尔性格平和忠厚，凯撒暴躁却敢于担当，贝亚特丽丝善良单纯。可见，《兄弟阋墙》里人物性格单纯，存在崇高的人格魅力，用这种创作方法塑造的人物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形象单一化问题，一定程度上与现实离心。
反观《雷雨》，其人物形象更复杂，人性弱点逐渐暴露，导致悲剧结局。周朴园与国王两个形象尽管有很多相似性，但周朴园形象特点更耐人寻味。周朴园经常在家人面前提起周萍的母亲，塑造自己伟大父亲的形象，他又有着浓厚的阶级意识，自然不愿意公开周萍的生母，只是最后面对蘩漪的逼迫，周朴园不得不承认。其次，同作为母亲的蘩漪与王后伊萨贝拉相比，蘩漪是一个更具争议的人物。蘩漪是一个极端“雷雨式”的形象，一方面，“她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静，她的明慧”[3]；另一方面，蘩漪内心燃烧着火热的激情，“她会爱你如一只饿了三天的狗咬着它最喜欢的骨头，她恨起你来也会象只恶狗信信地，不声不响地恨恨地吃了你的”[3]。曹禺笔下的蘩漪象征着渴望爱情、追求自由解放的独立女性形象，是曹禺为旧时代女性树立的标杆，曹禺也用蘩漪这一人物冲破自己内心的抑郁情绪。
三、主客观因素影响下的《兄弟阋墙》与《雷雨》
《兄弟阋墙》与《雷雨》虽然都源自古希腊悲剧，但是由于作家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审美追求各异、接受的文化影响不同，所以带给我们的审美感受也彼此不同。
（一）相异的社会背景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进入“古典文学时期”，被理性压抑的身体、欲望、情感和想像开始得到解放，人们日益认识到这些理性社会道德和个体情感欲望等“非理性力量”，席勒试图追求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7]，《兄弟阋墙》就是这个时期席勒的代表作之一。而《雷雨》的社会背景不同，九一八事变后，曹禺等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寻求抵抗外侵、自由解放之路。《雷雨》里人物可当作当时不同人群的典型，周朴园是虚伪圆滑的封建资本家，象征着封建社会必然灭亡；鲁大海是有思想、有智慧的工人阶级的代表；繁漪则是追求解放、争取独立的新女性形象。曹禺作《雷雨》，表达对腐朽封建制度的控诉，以及对生命的无限渴望和追求。
（二）不同的审美追求
席勒希望建立一个理想国家，通过审美教育改善时代的性格，使人性格中的感性与理性调和，恢复人的天性的完整性，以获得政治自由[8]，《兄弟阋墙》是席勒审美理想在创作中的实现。首先，席勒在《兄弟阋墙》中采用合唱队，合唱队发表忠于主人的言论，他们随着剧情的发展规劝主人，合唱队代表“理性的人”，始终保持冷静，合唱队的理性与主人的自由行动达到调和。其次，人物形象自身也是理性与感性的平衡，凯撒被嫉妒之火吞噬以致杀死哥哥时，是感性占据主导；得知真相后，凯撒自责忏悔，此时是理性占据主导，最终达到人性中感性与理性的调和。最终，曼努埃尔和贝亚特丽丝尽管不得不屈服于命运，面对身体或精神的毁灭，但也证明了理性和独立的精神，这种实体性力量构成席勒悲剧理论的核心。
曹禺复杂的“文化关系”在《雷雨》中印下了深深的烙印，曹禺深受西方戏剧观念和美学思想的影响，从《雷雨》中的“命运观”来看，希腊悲剧对曹禺的渗透尤为深刻。曹禺在政治上受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些因素决定着他能够正视现实，憎恨剥削阶级和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作品往往具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性。
（三）多元外来文化的影响
席勒对于希腊文艺精神的认识是从文克尔曼那里来的，他全盘接受了“单纯的高贵，静穆的伟大”，把它看作德国民族文学所应追求的理想，他认为希腊人具有性格的完整性，因此席勒十分推崇古典美学，《兄弟阋墙》正是对古希腊悲剧的效法[10]。而他所受到的最大影响来自康德，席勒的美学思想深受康德二元论先验哲学的影响，人处在理性与感性的对立中，同时又强调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调和，但实际上康德侧重的还是理性，这一点上席勒与康德的观点相同，这在席勒的剧作中得到深刻体现[11]。
在曹禺的创作道路上，也多受外来文化影响。由于曹禺出身封建家庭，接受资产阶级教育，深受叔本华、尼采、佛教影响，形成“悲天悯人”的情怀。曹禺不止一次地说：“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易卜生启迪曹禺去思考中国苦难大地的现实，《雷雨》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黑暗与必然灭亡的命运，以及曹禺对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期盼。曹禺在大学时代迷恋上了奥尼尔的戏，奥尼尔流露出来的对支配人们命运的神秘力量的敬畏，引起曹禺的共鸣。奥尼尔的作品对现实的反映又是异常深刻的，而《雷雨》正是命运观与现实问题反映的结合体。《雷雨》无疑体现曹禺对多元外来文化的继承。
要言之，《兄弟阋墙》和《雷雨》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别的戏剧作品，都可溯源至古希腊命运悲剧，既存在相似之处也有众多差异，将两者进行比较分析，探究其背后的原因，无疑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作品，瞥见文学接受的时代特征与个体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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