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哲学思想论文 篇一
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提出了一种历史哲学思想，试图解释德意志民族的独特性和其对欧洲历史的贡献。海德格尔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它在德国文化和思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海德格尔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基于德国民族的独特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德国作为一个中欧大国，历史上受到了多种外来文化和思想的影响，这使得德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和哲学传统。海德格尔认为，德国人民对于自身历史和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对于自由和人性的思考，塑造了他们独特的意识形态。
其次，海德格尔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具有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德国人民对于历史的关注和反思，使得他们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和演进具有独到的见解。海德格尔认为，德国人民在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对于自身历史的认同和对于历史的反思，使得德国文化和思想在欧洲历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第三，海德格尔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种开放的思想体系。德国人民对于外来文化和思想的接纳和吸收，使得德国的文化和思想具有了开放性和包容性。海德格尔认为，德国人民的开放态度和对于世界其他文化的尊重，使得德国的文化和思想能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
第四，海德格尔强调，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种对于人性和自由的思考。德国人民对于人性和自由的思考，使得他们在哲学和政治领域具有了独特的贡献。海德格尔认为，德国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中蕴含着一种对于人性和自由的深刻思考，这使得德国的意识形态具有了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总之，海德格尔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哲学思想，试图解释德意志民族的独特性和其对欧洲历史的贡献。海德格尔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基于德国民族的独特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具有一种深刻的历史感，是一种开放的思想体系，并且对于人性和自由具有深刻的思考。这些思想和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德国文化和思想的独特性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哲学思想论文 篇二
在海德格尔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提出了一种关于德国历史和文化的特殊观点。海德格尔认为，德国民族的独特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使得德国的意识形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
首先，海德格尔认为，德国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对于历史的追求和反思。德国人民对于自身历史的关注和反思，使得他们对于历史的发展和演进具有独到的见解。海德格尔指出，德国人民在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对于自身历史的认同和对于历史的反思，使得德国的文化和思想在欧洲历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其次，海德格尔认为，德国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开放的思想体系。德国人民对于外来文化和思想的接纳和吸收，使得德国的文化和思想具有了开放性和包容性。海德格尔指出，德国人民的开放态度和对于世界其他文化的尊重，使得德国的文化和思想能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
第三，海德格尔强调，德国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对于人性和自由的思考。德国人民对于人性和自由的思考，使得他们在哲学和政治领域具有了独特的贡献。海德格尔认为，德国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中蕴含着一种对于人性和自由的深刻思考，这使得德国的意识形态具有了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综上所述，海德格尔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了一种关于德国历史和文化的特殊观点。德国的意识形态基于德国民族的独特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具有一种对于历史的追求和反思，是一种开放的思想体系，并且对于人性和自由具有深刻的思考。这些思想和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德国文化和思想的独特性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哲学思想论文 篇三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哲学思想论文
“这个人(马克思———笔者注)的逝世，对于欧洲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思想是马克思的遗产， 是人类的思想财富。毋庸置疑，对历史科学的探索，以及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发现，都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思想的构成。不仅如此，包括晚年人类学研究，东方社会的设想，“欧洲中心主义”的解构等，都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思想的体现。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和盖棺定论的。正如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有其形成、成熟和发展一样，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思想也同样经历了探索、形成和发展等时期。可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称《形态》)既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形成标志，又是他历史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因为马克思在《形态》中形成了科学的历史观，他不仅明确历史是现实的历史，而非观念的历史;而且还发现了历史演进的机理，即生产与交往;甚至首次明确地提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科学论断。
1.历史是现实的历史
把“历史”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同样，把“历史”提到哲学层面进行分析也不是马克思的独创。但对全部唯心主义历史观，特别是对黑格尔以后的“德国的批判”的唯心史观进行批判，以及从新唯物主义的立场来重新解释历史则是马克思的贡献。
历史，对于全部唯心主义来说，总是遵循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 它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来进行演绎和解释观念的历史。按照这种历史观的理解，历史是一种观念的历史，并且首先是不以现实的存在作为前提的。因为在这种历史观中，“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 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 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也就是说，这种历史观由于忽视历史的现实基础， 把历史的东西当作是非历史的东西，因而它只能从观念中得出历史。例如“法国人”和“英国人”把历史当作是政治理论斗争的历史，而“德国人”则把历史当作是概念、理论的历史，黑格尔就把历史看作是绝对精神的历史。
对此，马克思对这种唯心史观，特别是对那些天真地以为通过宗教批判， 从而把一切都归结于宗教观念进行批判就实现了对思辨历史进行批判的“德国的批判”进行了彻底的批判。马克思指出，他们的历史观并没有超出德国的纯粹的民族性， 甚至比梦想德国统一的啤酒店庸人带有更多的民族局限性。因为他们虽然解体了绝对精神外化历史过程的纯粹体系， 但他们只把历史交给了像“神人”、“大写的人”、“唯一者”等种种臆想的东西来支配，甚至断言只有“批判和批判者创造了历史”。这样，历史就变成了“德国的批判”所构建的历史， 而所有现实事件却被他们给遗忘掉了。马克思说：“或许这些理论家有朝一日会着手探讨真正的历史主题，……那时他们也只是提供观念的历史，这种历史是和构成这些观念的基础的事实与实际发展过程脱离的。”正如圣布鲁诺在《18 世纪政治、文化和启蒙的历史》所描述的那样，历史只不过是以虚构和文学编造为根据，而“根本不提真正的历史事件，甚至不提政治对历史进程的真正历史干预”。为此，马克思总结到，这就好比世界历史都只不过是“德国的批判”在争吵中而形成的。
但与此不同，马克思认为，历史就是现实的历史，“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它属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 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的新唯物主义视域下的历史。马克思指出，这种新历史观会使我们更加明白“德国的批判”把历史理解为是自我意识的观念性的历史是如此的错误。因为历史作为现实的历史， 它不仅表明自己的形成不是观念的臆想而是关于活生生的现实的积淀， 而且还表明人在建构历史的同时也受前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结果影响。因为历史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总是在现有的生产资料的基础上推进自己的进程的。同时，作为历史的构成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都离不开前代人所留传下来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改造了的环境。正因为如此，思辨的历史不攻自破，他们所臆想的“自我意识”、“神人”、“大写的人”、“唯一者” 等的历史必然是以现实为基础的，没有这些“现实”作为基础，他们甚至不能从事臆想。
因此， 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就是说，历史是以现实为基础的，历史就是现实的历史，而“现实”正是马克思开展他的哲学研究的前提，即现实的个人，现实的生产活动(感性活动)和现实的感性世界。由此，马克思推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与此同时，马克思分析了四重原初历史关系。第一重原初的历史关系就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即生产满足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需要所必需的资料的活动本身。马克思把这重关系看作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第二重关系是新需求的生产，即再生产。如果说第一重关系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那么这种新需求的生产就是第一个历史活动。第三重关系是人自身的生产， 即繁殖， 家庭关系的构建。家庭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社会关系。至此，需要强调的是， 马克思明言以上三种关系并不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看作是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第四重关系是由生命的生产所表现的双重关系， 即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的文本内容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马克思并没有就自然关系进行过多的说明，而是大量地分析社会关系。显然， 这是与他对历史进行“现实”解读所对应的，当然“现实”是包括了自然在内的现实，但马克思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人”身上来考察历史。
事实上， 马克思在誊清稿的第一个方案中删去的一段话那里就明确向我们表明了他的历史考察方向。这段话是：“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 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 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 这段话彰明了三重核心价值。第一，马克思在此只把历史当作唯一的一门科学来研究。这可以看作是他进行唯物史观研究的强调。第二，马克思并没有把自然史排除在历史之外， 而是认为历史包括自然史，并且指出它们是相互依存的。第三，马克思表明了自己的考察方向，即深入研究人类史，而不是有关自然科学的自然史。同时，马克思还指出了他之所以要进行人类史研究的原因，即“德国的批判”没有正确地把握到人类历史，他们要么错误地理解，要么直接把它扔到一边置之不理，这表明马克思要对“德国的批判”所操持的那种唯心史观进行批判， 而这也正是他创作《形态》这本书的目的所在，即清算自己的哲学信仰，并以此阐明与德国哲学意识形态的见解所对立的见解。
综上，无论是通过批判异己的见解的形式，还是通过阐明自己的'见解的形式， 马克思都表明他对历史的理解是属于与唯心主义的理解相对立的唯物史观的理解。因为历史在他看来就是现实的历史，就是现实的个人在现实的感性世界中从事现实的生产活动而形成的现实的历史。2
2.生产与交往是历史演进的机理
在《形态》中，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思想除了把历史重新明确为现实的历史之外， 他还发现了历史形成的关键，或者说是历史演进的机理，即生产与交往。可以说， 这个伟大的发现正是马克思自觉地站在现实的基地上来对历史进行重新分析所必然得出的结果。因为无论是对原初历史的四重关系进行分析， 还是对后来所推演出的历史进行分析， 特别是对市民社会进行分析， 其分析的最终结果都表明生产与交往是历史在现实中的最大映射。换言之，都证明了生产与交往是历史演进的机理。
不难发现， 过去一切思辨哲学对历史的分析之所以都没有形成科学的历史观， 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是因为他们没有站在现实的基地上， 把历史理解为是观念的历史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历史存在着生产———交往这一形式，没有注意到自己、世界都是处在这种形式中的， 没有注意到历史的推进是得益于生产———交往的自身变迁的。 而这又是与他们只是沉浸在“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的哲学思索中相对应的。不可否认，在《形态》之前， 马克思同样没有真正发现这个公开的秘密。在此，之所以说生产与交往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是因为生产———交往这对概念在当时的德国理论界实际上已经是一对较为流行的概念了。我们可以从被恩格斯称为“经济学的路德”的亚当·斯密到赫斯的经济学研究中明显地看到这一对形式的推演。如果说“劳动”在国民经济学那里还只是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 还没有关涉到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等， 那么赫斯则实现了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论证人的本质，即“交往关系”。也就是站在社会生活交往的关系中来解释人的“共同活动”。因为在赫斯那里，人的现实本质和能力都被他看作是人与人在经济学层面的交往活动的体现。然而，赫斯虽然发现了生产———交往这个秘密， 并站在社会生活交往的关系中来解释人的“共同活动”，但他却把生产———交往的关系颠倒了，认为是交往决定生产，生产是通过交往才得以实现的。他说：“人与人的交往越发达，他们的生产力(Produktionskraft)也就越强大，在这种交往还狭小的时候，他们的生产力也就低下。”这种理解的直接后果就是将交往置于生产之上， 没有意识到交往是生产的结果， 没有意识到交往只是物质生产的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因而最终又重陷入唯心主义之中，把“交往”当成某种理想化的交往，脱离现实生活。
随着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 马克思看到了这种“交往———生产”形式的唯心主义本性，并在《形态》中将它们颠倒过来。这种颠倒意味着马克思从现实生活出发，把它们重新理解为是历史演进的机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赫斯成了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中最有资格的被批判者。在此，问题紧接着就来了，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将这对在德国的理论界中已经是流行的概念颠倒过来的?或者直接地说，马克思是如何把这对流行概念理解为是历史演进的机理的?要回答上述的问题，首先要明确马克思在《形态》中对现实历史的研究是直接定位在市民社会上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由此可见，市民社会是构成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的前提性视域， 也是他进行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事实上，通过透视《形态》不难发现，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市民社会所存在的现实关系的考察来批判“德国的批判”的荒谬历史观的;并且，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在一切时代都是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基础， 市民社会是历史的代言，考察市民社会自然就是考察历史。正是缘于市民社会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思想的重要性， 日本学者甚至为此形成了一个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这个学派包括专长于《资本论》的内田义彦，内田义彦思想的继承者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等实力派马克思思想研究者。然而，尽管马克思本人经常对市民社会进行界说，而且自马克思之后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所进行的研究也已取得丰富成果， 但正如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所说的一样，“要在有关书籍中寻找关于市民社会的清晰定义自然是徒劳的。” 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 因为市民社会范畴在马克思的不同时期、不同著作、不同语境中往往表现为不同的运用，甚至如在《形态》中出现把“真正的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情况。但不管情况有多复杂，正如马克思所指认的，市民社会都是全部历史的熔炉，是全部历史的基础。因此，考察马克思是如何发现生产与交往是历史演进机理的， 就直接考察生产与交往是如何在市民社会中成为推动历史演进的机理的。
为此，要实现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必须要回到问题本身中，也就是要回到生产与交往本身上。因为市民社会“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可见，只有通过对生产与交往进行科学的分析才能如实反映上述的原理。首先，在生产(生产力)方面，正如日本学者岩佐茂先生指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被认为拥有通过物质生产所获得的‘生产力的总和’、‘生产力的总体’”。这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与成果构成了社会历史形成的前提或基础，社会的历史阶段总是通过“生产力的总和”、“生产力的总体”来表现自己的。同时，生产(生产力)又决定了社会历史的形态，手推磨创造的是封建社会历史形态，蒸汽磨创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形态。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市民社会又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因此，历史的演进不是单方面的，并不是说单方面的生产就能完全折射了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样貌， 其实它更多地要通过交往来显现出来。因为交往它首先被理解为不可或缺的“人类的现实的存在状态”。在广义上，交往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在狭义上，它包括个人的生产交往、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同时，从逻辑上看，生产向社会生产力总和的转变必须以交往为必要条件;而从历史上看，生产的过程就是交往的过程， 交往本身的运转就是历史本身的演进。但尽管如此，交往却又是由生产决定的，生产(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了交往的形式。
至此， 马克思仅是向我们表明他发现了生产与交往这对历史演进的机理， 但他并没有就生产与交往是如何推动历史演进的而进行分析。事实上，通过考证可以发现，在《形态》中，马克思仅仅只是提到：“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而没有点破这种矛盾是何以成为社会革命基础的。只有到了后来随着马克思把重心重新放回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时，他才完善这一历史哲学思想。因此，我们说，《形态》只是马克思发现生产与交往是历史演进的机理的著作， 而不是马克思这种历史哲学思想的展开和完善。
3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正是得益于站在现实的基地上对历史进行重新理解，并由此发现了生产与交往是历史演进的机理，马克思在《形态》中才首次明确地提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科学论断。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当生产(生产力)自身获得长足发展， 同时与之相伴随的交往成为普遍交往时， 历史也就自然地冲破原先的“氏族性”、“民族性”、“地域性”等局限，转变为“世界性”的历史。可以说，“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 同样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思想的最重要原理之一。它不仅勾画了人类史、世界史的形成原像， 而且通过马克思对这一历史哲学原理形成的前提条件分析， 它向我们披露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层本质， 甚至这一历史哲学原理在今天对我们进行“全球化研究”仍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正如马克思要为全人类谋福利的人类性、世界性的人生抱负一样， 马克思创立的科学历史观同样具有一种开阔的世界历史性视野。早在《评李斯特》中，针对弗·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所表现的强烈民族主义色彩， 马克思就自觉地站在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市场上， 指出工业具有超越民族局限的世界历史性， 并认为民族所从事的生产和交往本身也超民族性，是为整个人类社会而从事的生产与交往。马克思说：“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 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 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的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方面)。”但不可否认，马克思当时所肯定的“工业”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理论的运演和出于批判的需要， 还没有科学地站在现实历史上来具体阐述这种“世界历史”本身。只有到了《形态》时，马克思才完全意识到历史是现实的历史，并自觉地站在“现实”的基地上分析“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何以可能的。
在《形态》的《费尔巴哈》章节中，马克思首次明确提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他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 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成为世界历史。”那么，在这里，马克思又是怎样分析这种历史转变的发生的? 或者说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是如何发生的? 在马克思看来，首先，从根本上看，“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根本的实际前提就是生产力获得巨大的增长和高度的发展。因为只有在这种发展下， 人们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才能成为经验现实的存在， 否则只会发生贫穷的普遍化。其次，“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还必须依靠交往的普遍化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当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然会促进交往向普遍交往转变， 而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也正是世界市场形成的体现。可以说，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场既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又是它的前提，因为生产力在获得自身的高度发展时必然会促使交往的扩大和生产产品的世界市场销售， 因此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场必然会形成;与此同时，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场本身往往又会反过来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如果普遍交往中止，世界市场消失，生产力也必然会失去驱动力从而减慢甚至停止发展。最后，世界历史的形成还要求现实的个人冲破地域限制，成为世界性的人。因为世界历史的人必然是要有世界历史性视野和经验的人。不难发现，上述三个方面不仅在生产力与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场上既是前提又是结果， 而且在世界历史与它们的关系上也是既作为前提又表现为结果的。
与此同时，马克思强调“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并不是“自我意识”、“抽象人”等进行思辨式的形而上推演的结果。马克思指出，历史的这种转变是可以通过经验来得到确定的事实， 并且每一个现实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对此，马克思举了两个例子进行说明。第一个例子就是英国机器的发明， 马克思认为这属于可以通过经验进行确定的世界历史性事实。因为英国机器的发明直接取代手工生产，直接提高了生产率，而这种生产率的提高对于其他落后的国家来说又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它更加快速地改变了这些国家的存在方式， 也就是那种狭隘的原始方
至此， 马克思向我们分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的前提以及它的实现是可以通过经验事实而得到确定的事实。但他还没有分析世界历史本身是在哪个历史演进阶段生成的。
通过透视《形态》不难发现，马克思通过对分工和所有制的关系进行分析， 向我们确证了世界历史本身是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历史演进中生成的。按照马克思的分析， 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历史演进主要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发展阶段是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时期，也是资本主义的最初发生。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工场手工业推动了产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使得所生产的产品不仅可以供应整个国内市场， 而且还有大部分可以供给国外市场。这种情况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第二个发展阶段是从17 世纪中叶到18 世纪末。在这个阶段中， 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对于其本身的发展慢慢地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并日益被商业和航运所取代，因为它本身的发展变成了取决于商业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商业和航运取得快速发展， 资本家快速抢占世界“新大陆”， 因为各殖民地对他们来说都是强大的世界市场，因此世界市场也慢慢地被各主要强国所瓜分。第三个时期是马克思所称的“大工业”时期，即最广泛的分工时期，因为这时期“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在这个时期中，竞争的加快促使世界各国为了能够生存下来从而纷纷发展大工业。正是在大工业的作用下，世界历史开始真正形成，因为大工业消灭了各国以往的孤立状态，“它(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 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同时，大工业还创造了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利益的阶级，这个阶级取消了民族的独特性，成了与整个旧世界相对立的阶级。在此，马克思虽然并没有指明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但毋庸置疑，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并且无产阶级自身就表明了它是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的。可以说，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与无产阶级出场直接相挂钩的，只有无产阶级的出场，历史才被称为世界性的历史。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正是世界历史产生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所在。
不可否认，马克思在《形态》中虽然明确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但不难发现，那时的马克思还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 也没有就世界历史进行展开论述， 而只是简单地说出这种世界历史的产生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只有到了《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才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才就世界历史形成的外部条件、内部因素和社会后果进行系统的论述。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宣言》就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完成。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期的著作中都一直对其进行补充和发展，甚至晚年在解构“欧洲中心主义”时还对其进行了修改。可见，世界历史思想也只不过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形态》是考察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思想的重要文本之一，它标志着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的形成。在那里，马克思站在新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不仅明确了历史是现实的历史，而且发现了历史演进的机理，即生产与交往， 甚至首次明确地提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科学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