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朱次琦的史学思想探析论文 篇一
朱次琦是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史学思想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将从朱次琦的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和影响力两个方面进行探析。
首先，朱次琦的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他生活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动荡时期，深受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朱次琦认为，史学应该是一门客观、科学的学科，而不应该被用来进行政治宣传或意识形态的渲染。他主张史学研究应该以实证主义为基础，通过对历史事件和现象的客观观察和分析，寻求真实的历史本质。这种思想观念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是一种突破和创新，对于推动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朱次琦的史学思想强调历史的综合性和多元性。他认为，历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只有从多个维度来研究历史，才能全面地把握历史的本质。他主张史学研究应该突破传统的学科界限，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融合，以形成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这种综合性和多元性的思想观念对于当时以及今天的史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朱次琦的史学思想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著作《中国史学史纲要》是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经典之作，为后来的史学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他的思想观念和方法论对于中国史学界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为中国史学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同时，他的史学思想也对于中国史学的国际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为中国史学的对外交流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总之，朱次琦的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学术特点，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的思想观念和方法论为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多元化和国际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朱次琦的史学思想是中国史学界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朱次琦的史学思想探析论文 篇二
朱次琦是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史学思想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将从朱次琦的史学思想的实证主义基础和历史研究的多元化两个方面进行探析。
首先，朱次琦的史学思想以实证主义为基础。实证主义是一种以事实和证据为基础的科学研究方法，强调客观、科学、精确、可验证的研究成果。朱次琦认为，史学研究应该遵循实证主义的原则，通过对历史事件和现象的客观观察和分析，寻求真实的历史本质。他主张史学研究应该摒弃主观臆断和意识形态的偏见，以客观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这种实证主义的思想观念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是一种突破和创新，对于推动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朱次琦的史学思想强调历史研究的多元化。他认为，历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只有从多个维度来研究历史，才能全面地把握历史的本质。他主张史学研究应该突破传统的学科界限，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融合，以形成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他提倡将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历史研究中，以丰富历史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这种多元化的思想观念对于当时以及今天的史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朱次琦的史学思想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著作《中国史学史纲要》为中国现代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他的实证主义思想为中国史学的科学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他的多元化思想为中国史学的学科交叉融合和综合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朱次琦的史学思想是中国史学界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总之，朱次琦的史学思想以实证主义为基础，强调历史研究的多元化。他的思想观念和方法论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朱次琦的史学思想为中国史学的现代化、科学化和多元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我们应当继续深入研究和学习朱次琦的史学思想，以推动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朱次琦的史学思想探析论文 篇三
朱次琦的史学思想探析论文
儒家史学是在商周早期史官文化的基础上，由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初步奠定其理论框架的。强调史学必须为宣扬儒家学说服务与树立;因损;结合的历史观，是先秦史学的主要内容。经过两汉经学、宋代理学与明清实学三个主要阶段，儒家史学不仅形成其各自的史学思想特色，而且，儒家史学思想日渐丰富与始终居于中国史学的指导地位。其中，将经世致用与实事求是精神较好地相结合，是宋代史学的主要特色，对明代、乾嘉以前的史学产生重要的影响。乾嘉以后，儒学由实学转向注重训话考订的朴学，仅仅发展了宋代史学的实事求是精神。章学诚首先系统提出;六经皆史;说是乾嘉史学的主要特色之一。至中国近代，由于经世致用精神的回归与私人藏书数量日渐增加，掌故学成为一种新的史裁与史学的旁支。中国史学数千年来发展的以上主要脉络所形成的史学思想，对朱次琦产生明显的影响，使形成于近代中国的朱次琦的史学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殿军。
一、史学必须服务于儒学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萌芽时期，出现大批以《春秋》命名的诸侯国的国史，是先秦史学发展的最主要贡献。针对由孔子编纂的《春秋》与其他《春秋》的区别，孔子率先提出史学必须服务于儒家学说的理论。据《孟子离娄》，孔子指出由其编纂的《春秋》的特点是:;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清人万斯年对此解释云:;《春秋》书拭君，诛乱贼也。然而赵盾、崔杆之事，时史亦直载其名，安见乱贼之惧，独在《春秋》而不在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则史也，其义则孔子取之。诸史无义，而《春秋》有义也。义;者，是指宜，即是儒家思想。因此，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强调史学的目的不仅是记录史实，更要服务于儒家学说。
1858年，朱次琦开馆家乡广东南海九江礼山草堂，以;五学;治学章、;四行;修身条教育门徒。其中，;五学;包括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与辞章之学。在《朱九江先生讲学记》一文中，朱次琦开篇即指出其开馆讲学的'原因:呜呼!孔子残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谊乖，岂不然哉?;谊;即是;宜;，意思与;微言;相同，是指阐发孔子思想的;微言大义;。因此，朱次琦讲学就是阐发孔子思想，史学作为其;五学;的内容之一当然也是如此。在论述《春秋》、《明史》时，朱次琦也是强调其宣扬了儒家学说的;微言大义;。;《春秋》之作，惧邪说也。孟子其通《春秋》之微，告诫于百世者矣。;;《明史》属稿，有布衣万季野焉，史局诸臣鸿博选也，越六十年而书成，故史谊之精，独越群史。;
摆脱汉唐章句注疏之学，注重义理阐述以成独断之学，是宋代儒学越汉唐，以重振先秦儒学的主要做法。其义理阐释主要就是阐发儒学大义。对于注疏之学，朱次琦主张义理与训话合一。;占今名家声音训话，去其违而终之经谊焉可也。
二、史学必须经世致用
将史学的价值定位为经世致用，首先体现于《春秋》的;微言大义;集中反映在所见世的哀、定、昭三朝历史当中。至宋代，张载、程颗，程颐等均主张经世致用。张载提出;以礼治国;，二程认为，;学者不可不通世务。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为则彼为，非甲为则乙为。;
朱次琦认为致用是读书的根本点。;读书以明理，明理以处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随时而应天下国家之用。;具体到对《六经》的阐述时，朱次琦则多次强调经世致用与通经的重要性。朱次琦认为:;《六经》者，古人己然之迹也。《六经》之学，所以践迹也。践迹而入至室，善人之道也。;;经谊，所以治事也。分斋者歧矣。经学，所以名儒也，分门者窒矣。;州甲《六经》是记载古人的言行事迹，学习《六经》必须探寻古人事迹背后潜藏的治国安邦的大道理，因此，学者必须博通经典，只有通经，才算是一名合格的儒者。史学作为经学的内容之一，当然必须做到经世致用。与此一致的是，在《复邑学曾广文书》、《复友人言举主书》、《三寄草堂诸学子书》等文章中，其弟子简朝亮不断强化读书报国的思想。;所以图报天子养士之意，即所以报国。;;今日之遇古人之风，永怀报国。;;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
三、史学必须实事求是
史官文化的直笔传承并非来自孔子，比较鲜明且大规模地提出史书必须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的是司马光、郑樵、刘放、吴缤、朱熹、欧阳修等宋代史家。在《新唐书纠谬·序》一文中，吴缤将史书的作用概括为事实、褒贬、文采三结合。以追寻事物的本真出发，宋代出现的一场疑经运动，提出以文献以外的金石、碑刻等原始史料订正史传的失误，使金石、考异成为宋代史学研究的新方法，也使史学转向实证与研究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开乾嘉朴学之先河。
谱书源于史官，因此，姚鼎、纪晌等均认为谱学即史学，朱次琦、简朝亮也有此看法。;谱碟之学，史学也。1869年，朱次琦、朱宗琦兄弟二人用11年编纂完成《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将;直而不污;的信史与;信而有征;的实证作为撰写谱书的主要原则。其中，临文不讳、实事求是、考证源流、分辨正误是其具体做法。有必要指出的是，朱次琦精于金石研究，惜其著述己佚。
四、史学的资治意识
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开始，宋人的;资治;意识可谓蔚然成风。其主要表现有:一是地方志的编撰;二是出现奏议集、纪事本末体等;三是注重以史学重振儒学;四是借史书的编纂突出伦理纲常在历史中的关键地位;五是以是否遵循从纲常作为评介历史人物的最高标准;六是注重研究本朝史与撰写野史笔记。宋人;资治;意识的诸种表现，在朱次琦的学者生涯中多有体现。
1.支持乡人冯拭宗编纂《九江儒林乡志》
《九江儒林乡志》是继《南海九江乡志》之后广东南海九江又一种志书。在《九江儒林乡志·序》一文中，冯拭宗云:;乡中老宿朱子襄征君，冯爱之封君建议辑之，征君并手写采访条款，己敦聘里彦次第采访而募修焉。;万印户朱子襄即是朱次琦，《九江儒林乡志》的采访条款出自朱次琦笔下。因此，其编纂必然受到朱次琦的史学思想影响，如冯拭宗明确指出，;临文不讳;是《九江儒林乡志》列传八卷的撰写原则。同时，《九江儒林乡志》以一卷的篇幅专论江防水利和广东南海九江水患，明显反映冯拭宗的实学精神和乡上意识。
2.对通鉴体、纪事本末体的论述
朱次琦认为，;《资治通鉴》，史学之大用也。虽百世可为王者师矣。毕氏之续未逮也，然续者独推焉。;;通鉴书战者详，兵谋之蓄也。;;纪事本末，其寻之也易，不亦宜备乎?;对于宋代史学出现的新体裁，由于其极强的实用性，并将这种实用性用于军*战争，朱次琦均不遗余力地给予称颂。
在先秦儒家中，荀子首先打破孔子所云的;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率先关注军事史与战争史。在《荀子·议兵》中，荀子提出以德兼人、以力兼人与以富兼人的3种策略。宋儒吕祖谦也在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等下功夫。1852年冬天，任山西襄陵县知府的朱次琦惊闻太平军破武昌、安庆，据南京，北至扬州，于是撰写了《晋联关陇三难五易十可守八可征之策》一文，成为朱次琦唯一的论兵之文，惜全文己。在朱次琦晚年，偶有与门人论兵，将民心作为战争胜利之本，主张西器源于中国。;兵莫患于不坚，上下军民联为一体，我之坚也。;;泰西水法，而不必自泰西为之也，我用泰西也，非泰西而不必可为之者，泰西机器也，漏厄也，泰西用我也。;
3.以史学重振儒学
朱次琦认为，经学、儒学之分是由于学术分门而治所致的，其所提出的;五学;治学章也是其产物。在;五学;治学章中，朱次琦首列经学，次列史学。在论述经学与史学的关系时，朱次琦认为，;史之于经，犹医案也。;;《书》与《春秋》，经之史，史之经也。;;通鉴、编年，《春秋》也，以此见治经治史，不可以或偏也。;朱次琦将史学作为经学的史料，认为《书》与《春秋》经史不分，因此，治经必须治史，反之亦然。朱次琦的;经即史;说，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相类，但是，朱次琦旨在以史学重振儒学，与章学诚将经学降格为史学是不同的。由于经史相通，朱次琦主张运用以史证经与以史通经的方法注疏儒家经典。
4.以儒家伦理纲常评价人物
大节与小节相结合，重大节，略其小节，是中国古代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孔子倾向于将安邦定国者定义为大节，孟子、荀子则呈现贬低事功，趋于道德评判的强烈倾向。孟子、荀子与孔子评判标准的差异性，在宋代直接发展为朱熹、陈亮等人的义理与事功之争。
四行;修身条是朱次琦育人的信条，内容包括:敦行孝梯、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与朱熹主张的道德审判的义理派相一致。由于乡人扫地北不爱千金而爱其弟，也能使家人相爱，朱次琦认为扫地北是实践孝梯的典型。在评价《三国志》时，朱次琦称美作者陈寿不仁二朝的王朝意识。;寿自国亡入晋，当时相重，荐以为官于晋，终身未有之改，乃晋臣也，既为晋臣，不得不尊晋，晋之天下受之于魏，然则魏者晋之祖宗，陈寿所事之君，所北面事之者也。若以魏为伪，伪魏为伪晋也。如何行得?
5.重视研究本朝历史
《国朝名臣言行录》、《国朝逸民传》、《性学源流》、《五史征实录》、《晋乘》、《论国朝儒宗》、《纪蒙占》是朱次琦临终前夕焚毁的7种著述。其中，;国朝;即是朱次琦生活的清朝。;晋之《乘》，楚之《祷机》，鲁之《春秋》，一也。;《纪蒙占》是朱次琦根据1852年出使蒙占的见闻所写的著作。因此，朱次琦的著述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与朱次琦大异的是，简朝亮是以注疏经典著述迫近当下时代。对于《尚书》，简朝亮认为，;《书》以道政事，今从事在《书》，不日是亦为政乎?;对于《礼》，简朝亮强调:;《礼》时为大，夫时者，非谓其时俗也，谓其时义也。;《孝经》，简朝亮则将其作为;导善而救乱之书也。;因此，简朝亮是以回归经典关注他所身处的中国近代。
五、倡明掌故学
掌故学是打通编年体、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等的一种新的史学体裁。近代私家藏书著述丰富与经世致用兴起，经济有补实用，掌故则有资文献。据朱杰勤的《龚定意研究》，;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定公开之。;近代掌故学始于龚自珍，同时期的俞正燮也极大地促进了掌故学的影响。俞正燮治学范围相当广，程恩泽认为，;正穷乃稗，稗穷乃注，注穷乃金石。;
首次将掌故学作为一种学科来教育门人，并取得显著效果的是朱次琦。掌故学在;五学;治学章中紧随经学、史学之后，朱次琦认为，;《九通》，掌故之都市也。士不通《九通》，是谓不通。;;掌故之学，至颐也。由今观之，地利军谋，斯其矣。;;知掌故而不知经史，青吏之才也;经史之谊，通掌故而服性理焉，如是则辞章之发也。;凡关涉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水利、文物、制度等均属于掌故学的范围，朱次琦将掌故学摆在一个等同于经学、史学的高度，体现他经世致用与救国救民的决心。
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陈寅格这样评价清代史学。;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没有将经世致用与实事求是较好地相结合，这是陈寅格有此评价清代史学的原因。若于此意，朱次琦的史学思想是上接宋代史学，下连近代史学的。朱次琦的史学思想是其学术思想的一部分，了解朱次琦的史学思想，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朱次琦的学术思想，而且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广东近代史学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