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三国志》裴注研究 篇一
裴松之，字仲宣，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一位著名学者。他以其对《三国志》的注释而闻名于世，被誉为“裴注”。《三国志》裴注研究是对裴松之的注释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学术活动。本文将从裴注的背景、特点以及对《三国志》的影响三个方面来阐述《三国志》裴注研究的重要性。
首先，裴注的背景对于《三国志》裴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裴松之是南北朝时期南朝梁朝官员，他的父亲裴之才曾任梁武帝的侍中。裴松之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受到梁武帝的赏识，被派往洛阳参与与北魏朝的谈判。在北魏朝期间，裴松之深入研究《三国志》这一历史巨著，他的研究成果对于后世的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了解裴注的背景对于深入研究《三国志》裴注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裴注的特点也是研究《三国志》裴注的重要内容。裴松之在对《三国志》进行注释时，注重对史书中的人物、事件和政治制度等进行详细解释和说明。他的注释精简而不失重要内容，言简意赅，使人易于理解。此外，裴注还注重对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对于史书中存在的疑点和错误进行修正，使得《三国志》裴注成为一部非常严谨和可信赖的学术作品。裴注的特点对于后世研究者在研究《三国志》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也为《三国志》裴注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基础。
最后，裴注对于《三国志》的影响也是《三国志》裴注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裴松之的注释对于后世对《三国志》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他对于史书中的人物评价和历史事件的解释都具有独到的见解，对于后世研究者进行了重要的启示。裴注还对于史书中的政治制度和社会风貌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可以说，裴注对于《三国志》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世对于《三国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
综上所述，《三国志》裴注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了解裴注的背景、特点以及对《三国志》的影响，可以更好地理解和研究《三国志》这一历史巨著。同时，也可以为后世研究者在进行《三国志》研究时提供重要的参考。《三国志》裴注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对于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也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国志》裴注研究 篇二
《三国志》裴注作为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的重要注释之一，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事件、人物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三国志》裴注的编纂背景、注释内容以及对后世研究的影响三个方面来探讨《三国志》裴注研究的重要性。
首先，了解《三国志》裴注的编纂背景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研究该注释具有重要意义。裴松之作为南北朝时期的学者，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他在北魏朝期间对《三国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根据自己的学识和见解进行了详细的注释。了解裴注的编纂背景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情境，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理解《三国志》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其次，探讨《三国志》裴注的注释内容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事件、人物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裴注对于史书中的内容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和说明，使得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三国志》所记载的历史。他对于人物评价的准确性和对历史事件的解释都具有独到的见解，使得《三国志》裴注成为一部非常有学术价值的注释作品。通过研究裴注的注释内容，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情况，对于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认识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探讨《三国志》裴注对后世研究的影响是《三国志》裴注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裴注对于后世研究者在研究《三国志》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他的注释思路和解释方法对于后世研究者进行了重要的启示，使得《三国志》的研究能够更加系统和全面。裴注对于史书中存在的疑点和错误进行了修正，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可以说，裴注对于后世研究《三国志》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三国志》裴注研究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事件、人物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了解裴注的编纂背景、注释内容以及对后世研究的影响，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研究《三国志》这一历史巨著，对于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国志》裴注研究 篇三
《三国志》裴注研究
东汉后期，对著作的注释渐渐多了起来。延笃着有《史记音义》,服虔着有《汉书音训》，应劭着有《汉书集解音义》。他们对史书的注释如同对经书的注释一样，都是重在名物训诂。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方法一直延续着。直到南朝才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新式注释方法。对此，不论南北，都有人响应。不过，从总的方面看，旧式的、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方法在裴注以后仍然占据着主流的地位。以往对裴注的研究硕果累累，但研究者多局限于优劣评价或静态描述，很少从变化的角度讨论问题。本文所关注的是：在史学史上为什么会有裴注出现？裴注为什么难以为继？
一、汉末魏晋时期对《汉书》的注释
汉末魏晋时期不少人对史书加以注释。当时注最感兴趣的是《汉书》。颜师古在《汉书叙例》中开列的属于这一时期的注释家有二十二人:
1、荀悦字仲豫,颍川人,后汉监。撰《汉纪》三十卷，其事皆出《汉书》。
2、服虔字子慎,荥阳人,后汉尚书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名祇，后定名虔。
3、应劭字仲瑗，一字仲援，一字仲远。汝南南顿人,后汉萧令,御史营令,泰山太守。
4、伏俨字景宏,琅邪人。
5、刘德,北海人。
6、郑氏,晋灼《音义》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瓒《集解》辄云郑德。既无所据,今依晋灼但称郑氏耳。
7、李斐,不详所出郡县。
8、李奇,南阳人。
9、邓展,南阳人,魏建安中为奋威将军,封高乐乡侯。
10、文颖字叔良,南阳人,后汉末荆州从事,魏建安中为甘陵府丞。
11、张揖字稚让,清河人,一云河间人。魏太和中为博士。止解《司马相如传》一卷。
12、苏林字孝友,陈留外黄人,魏给事中领秘书监,散骑常侍,永安卫尉,太中大夫,黄初中迁博士,封安成亭侯。
13、张晏字子博,中山人。
14、如淳,冯翊人,魏陈郡丞。
15、孟康字公休,安平广宗人,魏散骑常侍,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勃海太守,给事中,散骑侍郎,中书令,后转为监,封广陵亭侯。
16、项昭,不详何郡县人。
17、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吴朝尚书郎,太史令,中书郎,博士祭酒,中书仆射,封高陵亭
18、晋灼,河南人,晋尚书郎。
19、刘宝字道真,高平人,晋中书郎,河内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将军。侍皇太子讲《汉书》，别有《驳议》。
20、臣瓒,不详姓氏及郡县。
21、郭璞字景纯,河东人,晋赠弘农太守。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
22、蔡谟字道明,陈留考城人,东晋侍中五兵尚书,太常领秘书监,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领徐州刺史,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扬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赠侍中司空,谥文穆公。
颜师古以上所列名单及说明有不妥之处。首先，荀悦似不应列入。荀悦曾依《左传》体改编《汉书》为《汉纪》,但并未注释《汉书》。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所载《汉书》注释家不收荀悦，应该说是合理的。其次，颜师古排列名单是以注释家生活时代为顺序的。按此，荀悦应在服虔、应劭之后,而不能居于首位。最后，邓展、文颖后所谓“魏建安中”云云是错误的。顾炎武就此批评道：“建安乃汉献帝年号,虽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1]
拋开这些不论，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以上注释家,自汉末应劭以下至东晋郭璞之间，多数人往往事迹无闻，正如颜师古在《序例》中说:“诸家注释,虽见名氏,至于爵里,颇或难知。”这与东汉有很大不同。东汉的注释家如延笃、服虔、应劭等均见诸史传,属当时一流的学者。建安以后众多注释家事迹无闻，学术地位不高。这似乎说明对史书的注释已非学术主流。第二，按时代而论,注释家以汉魏时期为主。荀悦以下至韦昭17人均属这一时期。西晋只有晋灼、刘宝、臣瓒三家，东晋只有郭璞、蔡谟两家。郭璞“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而蔡谟只是“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汉书》”，贡献无多。按《叙例》所说，晋代注释家的工作是以集解为主：
《汉书》旧无批注,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属永嘉丧乱,金行播迁,此书虽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东晋迄于梁陈,南方学者皆弗之见。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厕其末,举驳前说,喜引《竹书》,自谓甄明,非无差爽,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则是其书,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谓之应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并题云然，斯不审耳。
这段说明颇为重要。按《隋书·经籍志》载，应劭着有《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后汉书》卷48《应奉传附应劭传》亦称劭“集解《汉书》”。可是若按《叙例》说，应劭并未集解《汉书》，作集解的是西晋的“臣瓒”，应劭的注释应称为《汉书音义》。姚振宗不同意颜师古的说法。他在《后汉艺文志》中说：“按颜氏言《七志》、《七录》已然，则自宋及梁由来已久，亦何至一误再误？至唐初修志犹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书又复递相沿误？揆诸事理，或不尽然。疑应书、瓒书卷数相同，颜监但见瓒书，不见应书，故有是言耳。”姚氏的怀疑虽有道理，但终无证据，颜氏之说不可轻易否定。《叙例》为应劭书特作说明，应该是有根据的。此外，应劭之前可以确认为《汉书》作注的只有服虔一家，应劭似不具备作集解的条件。如果这样解释可以成立，则集解《汉书》是西晋才出现的。王鸣盛推测：“大约晋灼于服、应外，添入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十四家。臣瓒于晋所采外添入刘宝一家。”[2]晋代的的集解可以视之为对汉魏时期众多的注释所做的。注释减少了，总结性的集解一再出现，这些都是学术将变的征兆。
二、裴松之《三国志》注
南朝刘宋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史学史上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裴注与汉末以来注释家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注释有明显的不同。据沉家本，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3]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4]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5] 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说：
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务在周悉”、“补其阙”、“惩其妄”是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主要目的。就“补其阙”而言，裴注是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三国志》在许多关键处多语焉不详。如关于九品中正制的创立，《陈群传》中只有一句：“制九品官人法，群所建也。”此外，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重大事件，又如建安、正始玄风等思想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