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作品的文化地域特征研究述评论文(通用3篇)

沈从文作品的文化地域特征研究述评论文 篇一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不仅在文学艺术上具有独特魅力，还展现了浓厚的地域特色。本文将从文化地域特征的角度对沈从文作品进行研究和评论。

首先，沈从文的作品强烈地表现了湘西地区的文化特征。湘西是湖南省西部的一个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风情而闻名。沈从文在他的小说《边城》中生动地描绘了湘西的山川景色、民俗风情和地方文化。他通过丰富的细节和生动的描写，将湘西的独特之处展现得淋漓尽致。读者在阅读沈从文的作品时，很容易被他所创造的湘西世界所吸引，感受到浓郁的地域气息。

其次，沈从文作品中的文化地域特征还体现在他对土地和农民的关注上。沈从文出生于一个农村家庭，他的作品中常常描写农村生活和农民的命运。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腻的笔触，展现了中国农村的现实与悲剧。他的小说《边城》和《平凡的世界》等作品中，描写了农民的辛劳、困苦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农民阶级的命运，也表达了沈从文对农村文化和土地精神的热爱和关注。

最后，沈从文作品中的文化地域特征还体现在他对传统文化的执着追求上。沈从文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作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承可见一斑。他的作品中常常融入了传统的文化元素，如古诗词、民间故事等。他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运用和创新，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了独特的韵味和深度。同时，他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了湖南地区传统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综上所述，沈从文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湘西地区、农村生活和传统文化的关注与表达上。他的作品不仅展现了湘西地区的独特风情，还揭示了农民阶级的命运和土地精神，同时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和评论，我们能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魅力。

沈从文作品的文化地域特征研究述评论文 篇三

沈从文作品的文化地域特征研究述评论文

　　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对沈从文的研究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沈从文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特征。其中,既包含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特征,又包含其中所渗透出的道家艺术精神。杨义《沈从文的“凤凰情结”及其小说的文化特质》,杨瑞仁《凤凰之“仙”与凤凰之“龙”——谈凤凰县土家诗人田星六与苗族作家沈从文》和陈国恩《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等文章都阐述了沈从文作品中独特的文化特征。

　　“文化”一词的外延十分丰富,针对沈从文的文化研究也十分宽泛,包含了沈从文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特征(既有苗族文化本身的文化特质,又包括苗汉杂居状况下展现出的文化的丰富性)和作者自身及其作品中人物自觉不自觉的所体现出来的道家艺术精神。

　　“凤凰情结”是沈从文创作的显着特征,也最能说明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杨义《沈从文的“凤凰情结”及其小说的文

化特质》一文中强调了沈从文的“凤凰情结”这一文化意蕴。所谓“凤凰情结”,“一是指地理意义上的凤凰的放大,放大到湘西的民俗、山川风物,二是精神文化上的凤凰的放大,放大到楚文化的图腾崇拜、精神信仰。”[1]文章以《龙朱》为例,阐述了作品中独特的苗族文化因子以及在长期的苗汉杂居中,汉文化对苗文化的影响与渗透。《龙朱》具有一种神话氛围,但却又不完全脱离人间性,作者将白耳族苗人族长的儿子龙朱塑造成了“兽中之狮”,是对唱情歌的圣手。反映了苗族人唱歌求偶的独特方式,极具地方文化特色。但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苗族的传统中,唱歌求偶以“四月八”为最盛,可作品中为我们描述的欢歌盛事却是中秋节,这无疑渗透了一些汉文化因子。因此,对“凤凰情结”的理解不易过于狭隘,杨义先生所指的地理意义上的凤凰情结不仅仅是指纯粹的湘西民俗或者苗族文化,更多的应该是指以湘西山川风物、民风民俗为主的苗族风情。“凤凰情结”更深一层的含义在于其精神文化特征。楚文化源远流长,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屈原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带着美丽的忧愁、幽思陈郁的特点。因此,杨义先生认为“沈从文的小说比起废名作品中陶渊明式的闲适冲淡来,多了几分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渺,其源盖出自他与楚文化的深刻的精神联系。”[2]另外,在图腾崇拜上和精神信仰上,沈从文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在他看来,龙作为汉人的图腾,代表的是封建权威,而凤不然,人们对凤的应用更自由,它更亲近群众。

　　沈从文的创作地域文化特征浓重,他笔下的自然美丽而纯净,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亦如自然般清纯、善良。一些研究者便试图从“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来解读沈从文的作品。其中,陈国恩《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和道家艺术精神》比较具有代表性。文章认为,《边城》、《长河》、《三三》等篇什为我们展现了造化所具有的那份素朴的景观,正所谓钟灵毓秀,沈从文也极力塑造了具有人间性的、但现实中却又不太可能存在的生命形态,这其中就蕴含着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同时,陈国恩指出,这种“天人合一”永远只能是一种理想,他看到了在优雅的牧歌下还隐含着一丝悲凉,认为沈从文的作品在抒情的笔调下暗含了悲剧性因素,使悲哀化成了淡淡的哀愁和忧郁。且不论这其中是否与道家精神相吻合,但就其对沈从文作品特点的评价我是非常认同的。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读出他的确想要极力留住湘西人的纯粹、善良等一切美好的天性,这是湘西这片净土赋予这里人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他同样意识到,这里除了翠翠、夭夭、三三,也出现了顺顺这样一类人,他清楚地知道湘西最终还是不可能躲避商业化的浸染,不会永远保存那份纯粹。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很少能看到喜剧性的完美结局,作品中的人物也或多或少带有悲剧因素(比如《豹子·媚金与那羊》的.凄惨结局;单纯、善良的翠翠也只能与年迈的爷爷相依为伴,最终在无尽的等待中度日)。陈国恩先生认为沈从文笔下的这种阴差阳错、造化弄人的情境与道家的命运观有相似性。除此之外,他还从沈从文的艺术观中三个重要的范畴“童心”、“生命”和“神性”中阐述了沈从文的道家观点。他认为,沈从文推重童心的纯真,珍视生命的价值,认为“神即自然”,他的伦理观和审美趣味上这种回归自然、崇尚浑朴的倾向,就是他的创作浸透了道家艺术精神的重要表现。三个范畴分析得出,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里这三个范畴原来都指向“自然”。但是,在论证生命的价值时候,陈国恩认为“生命是美丽的”“是凭生命自身的价值使萧萧免于被沉潭”,[1]但我却认为,萧萧不被沉潭并非出于对生命的敬畏而只是因为她生了男孩,这一现象的背后隐含的是文化的陋习。需要指出的是,陈国恩先生并不认为这些道家观点是沈从文刻意研习所得,而是受大自然熏陶,自然而然形成的独特的气质禀赋。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何尝不是一种“天人合一”的道家艺术精神。

　　除了文化地域特征研究外,沈从文研究的角度还有很多,比如平行研究,现代性研究等,尤其是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深入传播,一些学者试图用更新的理论、更独特的视角去解读作家作品的做法是值得学习与借鉴的。多角度地解读是可以的,更是十分必要的,但无论采取何种解读方式都一定要基于作家创作本身,更要把握其创作的基调,并将创作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力求出新却不牵强,这样所得出的结论才是更具价值,也更趋于最本真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修订本).岳麓书社2006年4月第1版.

　　[2]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

　　[3]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版.